總理秘書紀東談周恩來：忍辱負重 嚴於律己【3】

其實，在“文革”的特殊情況下，周總理有多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是唯命是從，完全按照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文革”推波助瀾﹔二是公開與毛主席抗爭，阻止、抵制“文革”的發生、發展和錯誤﹔三是隨波趨勢，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同流合污﹔四是消極怠工，少做工作，減少精神和身體的壓力﹔五是退避三舍，養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這個國家帶出浩劫。選擇前五條中的任何一條路，都能夠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體、地位和名譽，但帶來的卻是更多人的厄運、黨和國家更深重的災難。幾十年黨內斗爭錘煉和自我嚴格修養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堅強黨性，使總理毫不猶豫、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最難走的一條路。周總理曾經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在“文革”期間，他在“地獄”和“苦海”中“履薄冰”、“臨深淵”，承受著無比的煎熬。為此，他歷盡了艱辛，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體。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擊時，在毛主席連續批評，政治局會議嚴肅批判，“四人幫”瘋狂圍攻的艱難時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縮，而是忍辱負重，堅持斗爭。我同意有的人說的：“文革”中，多虧了有周總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撐著共和國的大廈，這是中國人民的幸運。

周總理是個嚴於律己、勇於做自我批評並善於糾正錯誤的人。他的自我批評精神來自於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來自於對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精神，也來自於他切實具體的自我修養。

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期間，感到周總理的自我批評精神有很多特點，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一是，為了國家利益，親自賠禮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總理出席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招待會，向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講話。“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一些專家和親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總理在講話中對這些情況逐個舉例說明。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他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對於已經回國的專家，周總理提出：如果他（她）們願意回來，中國政府將誠懇歡迎他（她）們，以彌補當時我們未照顧好他（她）們的過失。在說到今后外國專家工作時，周總理說：“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評的不敢同外國人交往的錯誤傾向，有關部門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觀念，增進與外國朋友的友好往來。”

泱泱大國總理，不顧自己位高權重，當眾賠禮道歉，在場的各國專家無不深受感動，這番情真意切的話，溫暖了很多受傷的心，從而挽回了極“左”思潮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

二是，在嚴肅的政治問題面前，敢於承擔責任，解脫做具體工作同志的精神壓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總理抓住機遇，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展開批判林彪極“左”思潮的斗爭，取得了顯著成效。那段時間，我們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暢。但好景不長，由於批判林彪集團的極“左”思潮，實際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團，並會最終導致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否定。所以周總理批判極“左”思潮的行動，不僅江青集團是極力反對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確表示：“林彪路線實質是極右，要少批林彪的極左思潮。”從此，總理的厄運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尼克鬆舉行會談，雙方簽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總理一直關注著這次會談。會談還沒有結束時，周總理讓外交部長姬鵬飛好好研究這件事情。在姬外長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寫了一篇題為《對尼克鬆—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聞司的內部刊物第153期《新情況》上。文章認為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指出：“美蘇兩家欺騙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總理看后，表揚了這篇文章，對外交部說：“《新情況》153期這篇文章寫得不錯。”外交部的同志高興地說：“受到總理這樣的表揚可不多。”但是，事態的發展急轉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況》153期后，很生氣，嚴厲批評了這篇文章關於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