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秘書紀東談周恩來：忍辱負重 嚴於律己【2】

作為國家的總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黨的副主席，他所處的特殊位置，讓他集黨政軍日常工作於一身。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對上必須服從，對幾種力量必須平衡。在不同的時期，他有時候隻能在“屈就”中去抗爭。為了不在斗爭中“崩盤”，有時就得忍，在忍中去尋找時機。林彪叛逃后，“四人幫”更加猖狂，公開向總理發難。這中間，還有黨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們的狡詐和詭秘也很難防范。鑒於黨和人民利益所系，斗爭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時也還不得不痛苦、違心地選擇。這才是總理說不出的“苦”和“難”。

在“文革”中，周總理既要注意多種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們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還要靈活、策略地執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盡力維持國家政務和經濟工作的正常運轉，讓老百姓能夠吃飯穿衣，生產生活，真是費盡了心血，傾盡了智慧，有時真是左右為難。就是這樣，還不知什麼時候，就要受到“四人幫”的攻擊和毛主席因誤信“四人幫”的誣告而對他的批評。

有人曾問我，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有其他領導人，平時相互往來是不是很經常、很隨意，像串門、走親戚一樣？我到周總理身邊工作后，感覺到毛主席與周總理之間的聯系溝通，大體上有這麼幾種方式：一是寫信，書面來往，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過聯絡員傳話，這種情況也不少﹔三是周總理同毛主席處通電話（或寫信），事先預約﹔四是利用陪毛主席會見外賓的機會報告請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會議或約見的時候。據了解情況的同志講，以往毛主席召開會議，周總理都提前到一會兒，后來就逐漸變成政治局委員到齊后，總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進去了。這樣，領導人之間就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可以隨時進行交流了。當然，這與進城后，工作環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時間、生活習慣都發生了變化有關。加之，后來幾年毛主席身體也不太好，所以，總理見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麼隨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總理坐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兩人長談到深夜，這是難得的，也是少有的。我們聽說后，感到非常驚訝和興奮，兩位老人家能這樣促膝長談太好了。當時，我們心裡真的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

我們感到，周總理有時候對毛主席的批評也弄不清是什麼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沒有和總理談，像“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等，總理開始也是一頭霧水。我看到總理有時真無奈，真不知怎麼做才好，怎麼做才對。有一次周總理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接待一位國家元首時，有些事情沒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開的一頁紙，就是幾句話，說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問題。毛主席在上面用紅鉛筆批示：這是技術問題，要注意政治。我覺察總理看了這個批示，也有點莫名其妙。

周總理的這種“苦”和“難”的處境，高層領導都能感覺得到，只是誰也不願說，不便說，也不能說。總理當然更不會說，也無處說，再苦再難，他也隻能忍著，隻能一個人獨自承受。在那左右為難、苦撐危局的日子裡，不是親身經歷、親眼所見，根本無法想象總理在精神和身體上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政治上又冒著多麼大的風險。相忍為黨，相忍為國，這個“忍”字的含義是多重的，意蘊是深刻的。

我曾經偶然看到了周總理為排解內心苦悶、艱難情感的一個側面。

那是1970年夏天廬山會議之前。一天下午，周總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文件，無意中看到辦公桌上一張32開的白紙上，周總理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干（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

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

採桑娘子要晴干。

讀著它，我眼睛禁不住濕潤了。那時獨自站在周總理辦公室裡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對我來說，那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