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66年來為何一直沒回故鄉淮安？【5】

　　為了維系共和國這艘載有8億人口的“大船”不致傾覆，進而到達勝利的彼岸，他至死堅守在“擺渡人”的崗位上，哪還有心思顧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鄉呢?!

　　姚崇所提上述10條意見，總結了以往幾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見相當尖銳。如他提到的燕欽融本是一代骨鯁忠義之士，隻因上書唐中宗李顯，指斥韋皇后干預國政而遭到“扑殺”。此事發生后群臣憂懼，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為鑒，直截了當地要求唐玄宗允許群臣“批逆鱗，犯忌諱”，頗有置生死於不顧的況味。好在當時唐玄宗初登大位，銳於成事，政治氣候適宜，君臣之間達成了共識。所以毛澤東稱姚崇為“大政治家”，並贊揚：“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唐玄宗后來耽於享樂，折辱大臣，與前期判若兩人。如監察御史周子諒在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上書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見進諫的時機也很重要。

　　唐朝“開元盛世”，姚崇與宋璟齊名。姚崇長於應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宋璟則長於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准備巡幸東都洛陽，恰在此時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廟朽壞了，宋璟認為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東行。但姚崇不這樣看，他上書稱太廟本是前秦時苻堅所建，距今有幾百年了，朽壞很正常，不過“偶與行期相會”，因此不必顧慮。他說東都洛陽已作好准備，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於天下”。舊廟既已毀壞，不堪修理，不如暫時將祖先靈位移於太極殿安置，再改建新廟以申誠敬。唐玄宗聽從了姚崇的意見。毛澤東在比較了姚、宋的行事風格后，認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謂“道同”，即對皇帝的忠心不貳。

　　姚崇為相時不信鬼神，不畏災異，相信人定勝天，有一種敢作敢為的氣派。這一點猶為毛澤東所贊許，稱其為唯物論者。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山東發生蝗災，官民不敢捕殺，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認為蝗虫是天災，隻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殺則為害更甚。姚崇為此事憂心如焚，上書唐玄宗，批評“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強調“事系安危，不可膠柱”。民以食為天，如果任憑蝗虫害稼，勢必導致百姓顆粒無收，流離失所。他建議山東官民立即在晚上設火引蝗，邊燒邊埋，即便除之不盡，也勝於養以成災。在他的大力督責下，山東官民滅蝗10余萬擔，一場滅頂之災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許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還有許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時，此風仍未衰減，朝野上下爭先造寺廟，度人為僧尼。姚崇為此上書，提出“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壞正法？”他以梁武帝蕭衍三次舍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國殄家等事實為例，說明佞佛並不能消災免禍。唐玄宗認為他說得有理，於是將1．2萬名偽濫僧人還俗。姚崇身體力行，告誡子孫“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什麼抄經鑄像一類行為，都是惑於凡僧的無知之舉，非但無益，反倒損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業傾家者。古代社會，人們迷信神佛，像姚崇這樣具有清醒頭腦的人，可算是鳳毛麟角。毛澤東對姚崇的“上書”及誡子弟文作了多處圈畫，並批注：“韓愈佛骨表祖此。”唐憲宗時期，韓愈寫下著名的《論佛骨表》上呈憲宗李純，不遺余力地抨擊佛教，結果被貶為潮州刺史。毛澤東發現了韓愈與姚崇之間的思想聯系，認為韓愈的唯物論植根於80多年前的姚崇。這也顯現出毛澤東讀書由此及彼、觸類旁通的功夫。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轉眼間，毛澤東離開人世業已30余載。對其功過是非，人們各有評說，但無不承認其是一代歷史家。他讀《二十四史》，最喜歡讀人物傳記，而在人物傳記中又特別留意包括“上書”在內的可靠文獻，並給予獨到的評說。這是一種帶有個人風格的讀書方法，也是一種政治家的歷史記憶法。中國的《二十四史》，內容極為豐富，其中經驗教訓既可以開示未來，同時也會帶給人一些包袱。毛澤東飽讀《二十四史》，受其影響當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擁有無上的權威，權力未能得到有效約束和監督，“萬歲”的呼聲一直不斷，這是他晚年不斷失誤的根本原因。他經常援引古代君臣納諫和上書的事例教育干部發揚民主，此種觀念在現代社會是比較落后的，實質上是有些建議他接受了，但許多可貴的意見他非但未能採納，反而給予批判和打擊。因此，隻有持續不斷地建設民主政治，才是治國安邦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