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對自己和家屬都很嚴格 讓侄子勞動教養

編者按：《西花廳歲月》給當代中國人展示了一個過去時代的領袖故事，這個故事沒有當今善於炒作的書商們慣用的“獵奇”和“揭密”，打動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親切，從容和真實。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親情友情，普通人的煩惱和心焦，也會放歌縱酒，也會淚洒人前，這樣的領袖少了仙氣，卻多了人民的愛戴。

本書系趙煒著、泠風執筆、中共文獻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選擇﹔意想不到的調動﹔走進西花廳﹔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進入周總理辦公室等內容。本文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西花廳歲月》圖書連載節選。

　　在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清楚，他不僅對工作人員要求嚴格，對自己和家裡的親屬要求得更嚴格。比如，對於在國內視察，他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准省市領導人去車站或機場迎送﹔不准宴請和陪餐﹔吃飯時兩菜一湯，不准酒水招待不吃高級飯，不准擺水果﹔去公共場所不准封園閉店也不要戒嚴。不僅如此，周總理經常出去連茶葉都是自備的，走到哪裡都是盡量不花公費。

　　平時，隻要有時間，周總理就要檢查他的個人支出交費情況，他這樣做倒不是看花了多少錢，而是要查查自己是不是受到特殊照顧。1964年的一天，周總理突然問起，他的住房交費，因為我們都不清楚，周總理就讓我把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找來，具體了解西花廳他住房的平米數的交費金額，周榮鑫告訴了他，周總理一聽交的錢數就批評了周榮鑫，說交的房租少，不合理，並且一定要補交，他說我住房就應該交房錢嘛，不能讓國家受損失。其實當時按規定辦公室和客廳都是可以不交費用的，可周總理卻一定也要把這部分補上。

　　記得我剛到西花廳那年冬天，看到從后院走出一個不大的男孩子，赤腳穿著一雙拖鞋，衣服也很單薄，手裡端著一隻小鍋，一個人悄悄地往食堂走。“呦，那是誰家的小孩兒呀，穿得那麼少？”我有些奇怪，心裡存了個疑團。后來，我才知道，那男孩兒是周總理的侄子。總理自己沒有兒女，但一直撫養著他弟弟的幾個孩子，這些孩子平時在寄宿制學校，星期天和節假日有時就回到西花廳。對自己的侄兒侄女，周總理一直要求很嚴，從小就讓他們到工作人員食堂用餐，也從不帶他們參加中南海舉行的任何晚會。周總理還經常告訴他們：“不要向人家說起和我的親屬關系，別人知道這種關系對你們沒好處，有的人會給你們特殊照顧，這樣不利於你們的成長﹔碰上別有用心的人還會鑽空子。”就這樣，在周總理家裡，不論那個孩子來到西花廳，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吃在大食堂，總理的辦公室更是根本不讓他們進去。

　　周總理有一個侄子，1964年從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不久，他娶了原籍淮安市的一位女教員。鋼院考慮到他們夫婦兩地分居不方便，就想把女方調到北京工作。有一天，這夫妻倆來看周總理，周總理詳細地問了問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當得知女方要調到北京時，他就對侄子說：“照顧夫妻關系為什麼隻能女方調到北京？你調回去也一樣嘛。我看，如果沒有什麼特殊原因，還是你調回去比較好，不要因為你是我的侄子就特殊。”鄧大姐也說：“聽伯伯的話，你們回去比較好。如果回去后有什麼困難就隨時提出來，我們會幫助你們。”總理的這個侄子很聽話，讓妻子仍回到原籍教書，沒多久他也接受了總理的建議，調回原籍了工作了。

　　“文革”初期，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周總理有一個侄女也趕上初中畢業，去了內蒙牧區插隊。過了一兩年，又掀起一股參軍熱，很多干部的孩子都想方沒法當了兵。恰在這時，周總理的小侄女來西花廳看他。那天，那孩子穿著一身沒戴領章帽徽的嶄新軍裝，興致勃勃地告訴周總理自己當兵了，現在正在北京黃村的新兵連集訓。

　　“你是怎麼當兵的？”周總理問她。那孩子說是通過正當手續當的兵，保証沒走一點后門。周總理當時沒多說什麼。等侄女走了，周總理就把他的衛士喬金旺和我叫了過去，讓我們向有關部門了解一下他的侄女到底是怎麼當兵的。按照周總理的交待，我給有關部門打了電話，了解到他侄女確實是從基層通過一道道手續當的兵，沒有走后門。我把了解的情況向周總理匯報了，滿心以為這下他可以放心了。周總理聽后，半天沒有說話。后來，周總理說話了，誰料，他做出一個令我們所有人都十分吃驚的決定：無論這孩子是怎樣當的兵，都得動員她回內蒙繼續插隊。“總理，用不著吧，她手續齊全也沒走后門，就讓她在部隊鍛煉鍛煉。”我曾經試圖勸周總理改變他的決定，畢竟，在那個年代能當上兵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是件很重要的事。“到牧區也一樣鍛煉嘛。”周總理說這話顯得很嚴肅。待了一會兒他又說：“雖然她是按正當途徑上來的，可不知道的人還會以為是因為我的關系她才當的兵，這樣我以后不好做工作呀。”我知道周總理的脾氣，他決定了的事兒誰也勸不動，也就不再說什麼，隻好把周總理的決定向他侄女轉達。那孩子倒也通情達理，說伯伯讓我回去我就回去吧。

　　“趙煒、喬金旺，這件事兒交給你們，有便車時你和喬金旺把她送回去，免得尤太忠抹不開面子又把她留下。”當我向周總理匯報他侄女已經同意回內蒙時，周總理又給我布置了一個新任務。幾天以后，正好聽說北京軍區有車要回內蒙，周總理就讓我們送他侄女走。那天，周總理和鄧大姐在西花廳又見了侄女一面，對她說了許多鼓勵的話，就這樣，周總理的侄女脫下了那身還沒穿熱的新軍裝。那天，下著大雪，氣溫也很低，我和喬金旺上午去了黃村，向北京軍區的領導同志轉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又親眼看著周總理的侄女上了一輛軍用吉普，直到車子開動好久，我們才往回走。回到西花廳，我向周總理鄧大姐匯報了送他侄女走的一些情況，周總理聽得很認真。

　　當時，我還覺得周總理對自己的親戚太嚴格了，過了一段日子，我才體會到他這樣做的良苦用心。那陣子，周總理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也想方設法讓子女當了兵，周總理和鄧大姐都是勸說他們不要利用在西花廳的工作關系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