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對自己和家屬都很嚴格 讓侄子勞動教養【2】

　　雖然周總理對親屬要求很嚴格，但在內心裡，他和鄧大姐對於那些肯聽話，能支持他工作的侄兒侄女卻是給予了更多的照顧。像周總理那個回原籍教書的侄媳婦，鄧大姐一直對她都很關照，要看病幫助找醫生，生活困難也多次給予資助，這種關照一直堅持到鄧大姐去世。而對於那個脫下軍裝的侄女，鄧大姐給予的關照就更多了，每年她從內蒙回來，鄧大姐都要給她些零用錢或買幾件衣服。當時買布得用布票，每個人一年都有定量，有時候鄧大姐的布票用完了，她就向我們工作人員借。后來，周總理的那個侄女在內蒙成了家，欠下幾百元錢，以她當時一個月幾十元錢的收入，很難還清那筆債務。有一次，她來北京，我問她有什麼困難，她就和我提起這件事兒，我告訴了鄧大姐。聽說侄女有困難，鄧大姐什麼也沒多問，立刻拿出幾百元錢讓我給她。我知道，她是從心裡不願委屈了那些聽話的孩子。

　　周總理還有一個侄子，以前在國民黨部隊裡當過兵，沾染了很多惡習。解放后，他在山東又到處亂吹自己是周恩來的侄子，還在20世紀60年代初犯了一些很嚴重的錯誤。周總理知道后，幾次讓辦公室給當地有關部門寫信，提出對他侄子要勞動教養。周總理還特意讓有關部門轉告他侄子：“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新中國的好公民，如果不痛改前非，就不再認他是我侄子。”在對侄子嚴格要求的同時，周總理還特別強調，如果侄子家生活有困難不要由政府補助，有什麼事情要告訴他，由他自己出錢照顧，不要增加政府的負擔。信發出后，當地有關部門沒有及時把情況反饋回來，周總理和鄧大姐不放心，又幾次讓辦公室催問。周總理、鄧大姐對這個侄子的母親也一直十分關心，他們對她的補助關照一直持續到她去世。

　　既嚴格又關心，這是周總理對自己親屬的一貫原則。20世紀80年代，我在整理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些遺稿時，還發現過周總理給家鄉政府部門的一些信件，內容多是對自己親戚的一些私事的處理。周總理在處理這些私事的過程中一直強調費用由他負擔。

　　周總理有一個嬸母，20世紀50年代患了重病，一直在淮安縣人民醫院住院，1956年月10月，淮安縣人民醫院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報告了他嬸母的病情，周總理收到信后沒幾天就給當地政府寫了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淮安縣人民委員會：

　　前幾天接到縣人民醫院一信，知我嬸母的病最近又重發，陶華來信說你們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給治療，謝謝你們親切的關心和照顧。

　　我嬸母的病我知道無法治療，今后一切治療還要麻煩你們（請縣人民醫院治療好了），不要向外地轉治。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后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朴的精神辦理。現寄去人民幣貳百元，作為治療和辦理后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事后來信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此致，

　　敬禮！

　　周恩來（蓋章）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此信請人民醫院負責同志一閱，不另附信。）

　　周總理的嬸母1956年底去世后，他怕以前寄的錢不夠，又囑咐辦公室給地方去信，請他們把費用單據寄來，並拿出由自己的工資補齊差額。后來，周總理的弟媳陶華患病，他也多次把醫療費直接寄給縣醫院，我在整理東西時就發現淮安縣給周總理寄的54.28元的醫療費單據和周總理讓辦公室匯錢后列的應付款清單。

　　對周總理原籍的幾間老屋，淮安縣政府幾次想把這些房子重修一下，周總理知道后堅決反對重修。這件事我在總理辦公室工作時曾聽說過，但對細節了解不多，直到我在鄧大姐 身邊工作后，才對周總理的家事有了更多了解，這一方面是因為鄧大姐同我講了很多情況，另一方面是后來有些事都是周總理和鄧大姐交給我辦的。1992年，我在清理文件時，發現了幾封周總理或鄧大姐給家鄉政府寫的信，讀后感觸特別深。

　　1958年，周總理就親自寫信給淮安縣政府，認為修房之事“萬萬不可”，總理在信中這樣說：

　　“解放初期，縣府曾經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經萬分不安。當時，我曾考慮過將這所舊屋交給公家處理，但由於我家嬸母還在，又恐房子交給公家后，公家拿它作紀念館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現在正好乘著這個機會，由我寄錢給你們先將屋子漏的部分修好然后獎（除）陶華住的房子外的全部房院交給公家處理，陶華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將同時函告陶華，並隨此信附去人民幣50元，如不夠用，當再補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萬不要再拿這所房院做紀念，引人參觀。如有人問及，可說我來信否認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對引人參觀。實際上，從我嬸母當年來京談話中得知，我幼時同我寡母居住院的房屋子早已塌為平地了，別人傳說，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無需要，最好不使原住這所房屋子的住戶遷移。后一個請求，請你們酌辦﹔前一個請求，無論如何，要求你們答應，否則， 我將不斷寫信請求，直到你們答應為止。還有，我家有一點墳地，落坐在何方，我已經記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出，請即採用深埋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見，我先此函告為証。個人家事，麻煩你們甚多，謹致謝意。”

　　周總理的這封信寄到淮安后，在當地政府和百姓間引起很大震動。遵照周總理的意見，淮安縣政府也沒有再修他老家的房屋。

　　然而到了1973年，淮安縣不知怎的又想起要修房子，這件事傳到周總理耳朵裡，他十分著急。那年的11月4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待我馬上請國務院辦公室的吳慶彤同志立即給淮安打電話傳達他的意見，吳慶彤當即給淮安縣委的一個副書記打了電話。當周總理聽說淮安縣准備將他家的老屋修繕后作為圖書館后，又讓我轉達他的了三點指示：第一，不許維修﹔第二，不許動員院裡的住戶搬家﹔第三，不許讓人去參觀。其實，淮安縣早在文革前就已經准備把周總理家的老屋的東院改做圖書館，而且已經佔了三間當作書庫，這回聽了周總理的指示，他們決定停止施工。淮安縣還報告說，縣裡沒組織過參觀周總理故居這樣的活動，但還是有遠道而來的參觀者，現在他們已經決定，要對工作人員進行教育，不隨便帶人到那座院子參觀，對外地的要求參觀者也一概拒絕。這件事，直到吳慶彤辦后寫了匯報，周總理才放心了。

　　1976年，周總理去世后，淮安縣又把修周總理故居的事提上了議事日程。周總理的侄子周爾輝聽到信兒后立刻給鄧大姐寫信告知了這一情況。鄧大姐接到信后十分不安，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違反周總理的生前的意願，便親筆給侄子周爾輝、侄媳孫桂雲和淮安縣委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千叮嚀萬囑咐不許修房子。鄧大姐在信中強調：“關於整理修建你們的伯伯周恩來同志故居一事，你們及時告知我，這樣做很好，你們的三點意見，也是正確的，既遵循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的主張，所採取堅決反對的立場，同時又照顧到當前形勢，從全局、從大局出發，要求縣委停修的做法我完全同意。中央亦無此項安排。我作為周恩來同志的家屬，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懇切的要求縣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並以此信傳達層層縣委避免今后再出此事。”鄧大姐還說，關於修建周恩來同志故居之事，周總理在世時曾多次阻止，懇請縣委領導同志們最好能遵照死者的意見辦，以作為對他的最好紀念。鑒於當地群眾要求建周總理故居的要求很強烈，鄧大姐要求他們多向群眾做解釋工作，說服他們。鄧大姐還說她對那些能夠理解並執行總理生前願望的干部群眾表示感謝。在信的最后，大姐再次要求縣委的同志們批准她的請求，同時希望能得到一個肯定的答復。

　　遺憾的是，大姐的這次請求沒能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淮安最終還是決定重修周總理故居。對此，鄧大姐顯得很有些無奈，但她沒有再說什麼，生前也沒去參觀過周總理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