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手到密友：周恩來與“伍豪事件”策劃者張沖【3】

風雨同舟　力維大局

在張沖與周恩來頻繁接觸的 6 年多（1936年-1941年）時間裡，雖然兩人各自代表所屬黨派的立場，但正如周恩來后來在《新華日報》代論《悼張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后，始相往來，然自相識之日始，直至臨終前四日，我與淮南先生往來何止二三百次，有時一日兩三見，有時且於一地共起居，而所談所為輒屬於團結御侮。堅持國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誠五年如一日。”

“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往來者亦悉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更未以勤於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氣的…… ”

張沖也十分欽佩僅長他幾歲的周恩來的為人和才干，他常說：“周恩來先生是當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產黨取得政權，擔任外交部長的一定是周恩來先生。”當然，他們之間的接觸交往不都是一團和氣、一帆風順的，但每當遇到問題發生爭執時，雙方都能以“敵人所欲為者我不為，敵人所不欲者我為之”的准則互相勉勵，互相提醒，進而增進了信任，加強了友誼，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張沖性情隨和，為人豁達，聰慧敏銳，能言著辯，他“為國民黨的青年中委，但從未以此驕人，且曾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亦從未染近日‘調查統計’工作的習氣，在平時接人待物，尤極謙和，而青年英俊之氣，亦未稍衰”（周恩來語）。加之他學貫中西，見多識廣，思想較為開朗，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聽得進不同意見。周恩來對他“這種動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極表贊賞。

在大敵當前、共御外侮的斗爭中，在國共合作的交在中，張沖受到周恩來諸多方面的影響，思想認識有了很大進步，為聯蘇聯共、團結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置頑固派的攻擊陷害於不顧，多次真誠地給周恩來的工作以幫助。在重慶，凡周恩來對蔣介石提出要求和見蔣，或蔣介石要見周，都由張沖代為轉達和安排，並居中周旋，從大局處努力。在顧問處常可聽到周恩來打來的電話，而張沖接電話時通常總是用這樣的話開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來嗎？”兩人關系融洽由此可見一斑。

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的住處處在特務的重重監視之下，張沖不顧個人安危，盡力保証周恩來順利進出，開展工作。有時實在沒辦法，就將他們的會晤地點放在重慶棗子嵐埡張沖的寓所“樂廬”。一次，重慶都郵街發生了所謂的“民眾”搗毀蘇聯駐華使館的不幸事件，張沖即於大風雨中陪伴周恩來到現場勘查，以保護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來之所以能在 1939 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視察慰問新四軍、回鄉省親，后順利返回延安議事，都與張沖的大力協助分不開。

是年夏天，國民黨當局同意周恩來北返延安，但當周恩來到重慶珊瑚壩機場時，檢查人員卻借故刁難，要他出示離境証件，否則不准離開重慶。雙方爭執之時，適逢張沖到機場為周恩來送行。張沖眼見情況有異，立即驅車趕到蔣介石侍從室，找到侍從室主任賀耀祖，一起去見蔣介石，取到蔣介石手令后，又親自送往機場，直至周恩來上飛機才放心。事后，張沖憤憤地說：“這是頑固分子在搗亂，蓄意制造國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來除了對張沖的一些錯誤觀點及時給予指正外，還特別注意用事實糾正其偏見。如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屢遭特務破壞干擾，周恩來開始向張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沖不以為然，認為是夸大了事實。周恩來就陪他去現場。在親眼目睹了特務毆打報童、撕毀報紙的情景后，張沖也感到氣憤，隨即採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1941年1月初，國民黨悍然發動了“親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變，舉世為之震驚。張沖聞訊，痛心疾首地對部下說：“生死存亡之時，還做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恥！可悲！”他看了國民黨《中央日報》關於事變的報道，對其歪曲真相、顛倒黑白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滿，當眾將報紙摔在地上，雙手交於背后，在辦公室踱來踱去，許久不發一言，氣得飯也不吃。而當《新華日報》發表周恩來的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關社論報道，揭露事件真相后，民心沸騰，他則深表同情。

1月18日，《新華日報》營業部主任涂國林被特務拘捕，周恩來當即通過張沖迫使當局將人放回。2 月中旬的一天，《新華日報》發行部又遭破壞，張沖親自陪同周恩來趕赴現場，於寒冷的黑夜裡，在曾家岩十二小學的憲兵隊門前盤桓交涉達兩個多小時。最終迫使憲兵隊退還被扣壓的報紙，周恩來隨即將報紙當場分發給圍觀的群眾。當夜，我黨干部陳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送張沖上車回家時，張沖問陳家康對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陳家康說：“成功，是國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堅持到死不變。”張沖聽后喟然長嘆：“我死必在君先！ ”

張沖出此悲言，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力促國共合作的如此作為，自然深遭頑固派之嫉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時，在國民黨的一次高級會議上，當張沖談及國民黨應繼續與共產黨合作的觀點時，與會的一個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罵，猛然還將茶杯向張沖擲去，幸而未中。張沖遭此侮辱，頗為灰心，加之對時局的擔憂，自感回天無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備必要時以自殺來証明自己的心態。張沖對周恩來說：“一朝之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我們要顧大局，他們是不顧大局的。”

這一時期，張沖的處境確實很艱難。他既不滿於頑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極力彌合兩黨裂痕﹔卻又必須不折不扣地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與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蔣介石和中共代表間頻頻穿梭往來，以期雙方都能做些讓步。但中共歷來不拿原則做交易，更何況一月“皖南事變”、二月“報事”、三月“參政會風波”、四五月“中條山戰役”都是國民黨頑固派一手發動制造的。一次，為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一事，張沖與周恩來連續談了3個小時。他苦苦哀求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等出席參政會，甚至說為了國家計，他跪下請求也可以。周恩來馬上勸道：這不是個人問題，政治壓迫、軍事進攻、人身傷害，我們確實無步可讓。經過中共的堅決斗爭和國際進步輿論的影響，蔣介石才軟了下來，又是召見周恩來，又是由宋美齡出面宴請周恩來，國共關系才趨向一定緩和。

然而，雖然蔣介石還要用張沖做擋箭牌，對他“慰勉有加”，並委任他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副部長﹔雖然張沖仍置頑固派的攻擊陷害於不顧，為國共繼續合作而奔走呼號，但他已預感到國共關系將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頑固派的毒手，心情至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反常地大聲叫喊著夫人的名字，擔心家中出什麼變故。

一天，張沖叫來顧問處會計葉玉剛，鄭重囑咐：“頑固派對我在國共兩黨間的折中很有意見，近來我的行動已受到監視，說不定哪一天會被他們暗殺。”說完，取過信箋，給家屬立下遺囑，並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測，你必須把保險箱裡我和周恩來先生歷年往來的信件全部燒毀，不能留下一書半紙。”張沖逝世后，周恩來也囑咐葉玉剛，將他與張沖的往來信件燒掉。迫於形勢，大量珍貴的信件被毀，殊為可惜。

張沖雖未遭頑固派的毒手，卻不幸於1941年6月染上惡性瘧疾。他起初沒有介意，仍力疾從公，為國共團結奔走操勞。周恩來多次前去探視，在病榻前輕聲慰問，關切備至。張沖於病榻上還不忘國共合作，詢問兩黨關系近況。后病情加重，他自知不起，囑周恩來與自己的后繼者（軍令部二廳副廳長鄭介民）保持聯系，免使國共關系冷淡。當時，日軍飛機日夜不停地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加之氣候炎熱，醫護不周，政敵刁難，8月1日，張沖在重慶郊外40裡的雲龍旅館山洞內病逝，年僅38歲。

斯人即逝，國共兩黨都為之痛惜。兩黨主要領導人紛紛致電家屬唁慰。中共中央還同意周恩來提議，為張沖追悼會捐贈了3萬元，並委托周恩來、董必武擬送了挽聯。

與張沖從對手到密友的周恩來，在時局艱難險惡的情形下，對張沖的病逝尤感哀痛。在張沖的追悼會上，周恩來發表了歷時20分鐘的演講。講到后來，感情激動，語不成聲，聞者無不動容。事后，特務頭目徐恩曾感嘆道：“周恩來真厲害，做宣傳工作竟然做到我們家裡來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指示當日的《新華日報》刊出悼念張沖的專頁，並撰寫了2000余字的紀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作為《新華日報》社論，肯定張沖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所做出的貢獻。

解放后，周恩來仍未忘記張沖這位“安危與共，風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開國大典時，周恩來遇到張沖的同鄉、著名醫學專家洪式閭教授，還特意提起張沖，說張沖是他的好朋友。周恩來對張沖所遺子女也格外關照，長子張炎遵照周恩來的囑咐進了華東軍政大學，女兒張雪梅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

周恩來與張沖這兩位在特殊領域展開特殊斗爭並結成特殊關系的愛國者，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為民族存亡做出了特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