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22日15:1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就是在這種苦和難的情況下,身體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時折磨著他。但他還是努力地工作著,頑強地支撐著。甚至在受到極不公正的批判的時候,還寫信給有關部門,“建議”和“希望”他們盡快對某個國家發生的事變提出應對方案。作為總理,這本來是他職權范圍內的事,但由於他處在被錯誤批判的情況下,他的權力暫時被剝奪了,可他又不忍心看著這些事不管。當時周總理還得把給毛主席的報告和王洪文一起聯名簽署上報,就是這樣,他仍然堅守不懈,決不放棄手中人民給予的權力。放棄工作、放棄權力,是“四人幫”巴不得的事情。
當時的中聯部部長耿飚曾經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后的一個傍晚,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辦公室,向周總理談起中聯部運動的情況,認為有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干了。周總理聽后說:“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幾句話讓耿飚豁然開朗。實際上,這也是周總理自己心聲的表露。
作為國家的總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黨的副主席,他所處的特殊位置,讓他集黨政軍日常工作於一身。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對上必須服從,對幾種力量必須平衡。在不同的時期,他有時候隻能在“屈就”中去抗爭。為了不在斗爭中“崩盤”,有時就得忍,在忍中去尋找時機。林彪叛逃后,“四人幫”更加猖狂,公開向總理發難。這中間,還有黨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們的狡詐和詭秘也很難防范。鑒於黨和人民利益所系,斗爭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時也還不得不痛苦、違心地選擇。這才是總理說不出的“苦”和“難”。
在“文革”中,周總理既要注意多種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們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還要靈活、策略地執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盡力維持國家政務和經濟工作的正常運轉,讓老百姓能夠吃飯穿衣,生產生活,真是費盡了心血,傾盡了智慧,有時真是左右為難。就是這樣,還不知什麼時候,就要受到“四人幫”的攻擊和毛主席因誤信“四人幫”的誣告而對他的批評。
有人曾問我,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有其他領導人,平時相互往來是不是很經常、很隨意,像串門、走親戚一樣?我到周總理身邊工作后,感覺到毛主席與周總理之間的聯系溝通,大體上有這麼幾種方式:一是寫信,書面來往,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過聯絡員傳話,這種情況也不少﹔三是周總理同毛主席處通電話(或寫信),事先預約﹔四是利用陪毛主席會見外賓的機會報告請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會議或約見的時候。據了解情況的同志講,以往毛主席召開會議,周總理都提前到一會兒,后來就逐漸變成政治局委員到齊后,總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進去了。這樣,領導人之間就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可以隨時進行交流了。當然,這與進城后,工作環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時間、生活習慣都發生了變化有關。加之,后來幾年毛主席身體也不太好,所以,總理見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麼隨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總理坐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兩人長談到深夜,這是難得的,也是少有的。我們聽說后,感到非常驚訝和興奮,兩位老人家能這樣促膝長談太好了。當時,我們心裡真的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
我們感到,周總理有時候對毛主席的批評也弄不清是什麼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沒有和總理談,像“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等,總理開始也是一頭霧水。我看到總理有時真無奈,真不知怎麼做才好,怎麼做才對。有一次周總理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接待一位國家元首時,有些事情沒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開的一頁紙,就是幾句話,說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問題。毛主席在上面用紅鉛筆批示:這是技術問題,要注意政治。我覺察總理看了這個批示,也有點莫名其妙。
周總理的這種“苦”和“難”的處境,高層領導都能感覺得到,只是誰也不願說,不便說,也不能說。總理當然更不會說,也無處說,再苦再難,他也隻能忍著,隻能一個人獨自承受。在那左右為難、苦撐危局的日子裡,不是親身經歷、親眼所見,根本無法想象總理在精神和身體上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政治上又冒著多麼大的風險。相忍為黨,相忍為國,這個“忍”字的含義是多重的,意蘊是深刻的。
我曾經偶然看到了周總理為排解內心苦悶、艱難情感的一個側面。
那是1970年夏天廬山會議之前。一天下午,周總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文件,無意中看到辦公桌上一張32開的白紙上,周總理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干(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
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
採桑娘子要晴干。
讀著它,我眼睛禁不住濕潤了。那時獨自站在周總理辦公室裡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對我來說,那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