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事實就是事實”的鄧穎超【3】

“實事求是就是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寫東西，寫文章，講話。不要言過其實”

1977年，著名黨史學家胡華帶領中國人民大學黨史教研室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幾位同志研究周恩來的青少年時期，並很快寫出了書稿。他很想聽聽鄧穎超對書稿的意見。經和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聯系，鄧穎超表示願意看看書稿。11月15日晨，她將撰稿人之一程振聲叫去，講她對書稿的意見，整整講了一個上午。

首先，她從題目講到怎樣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寫出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她說：“根據我已經看過的內容，對書名提點意見。因為是講周恩來同志青少年活動，用‘故事’二字不妥。”她親筆改為《青少年時期的周恩來同志》。她又說：“這本書是根據真人真事寫出來的，用‘故事’二字就沖淡了它的真實性。書名請胡華同志再考慮一下。”后來她還拿出一本《西行漫記》給程振聲看，並說，“我過去看過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第四章講《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就是主席的生平，這是主席講的，斯諾寫的。后來又經過主席修改過。我推薦給他（指胡華同志）看看這一節。”“你看這本書一是寫的青年時代﹔二是長沙時代﹔三是革命前﹔四是革命時代﹔五是蘇維埃運動﹔六是紅軍長征。不是說一切都是按照主席這樣來寫。問題是，我們學習主席是怎樣看待一個人的成長，以便能夠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寫出恩來同志的經歷。”

其次，她說：“‘五四’以前恩來同志的活動我不是很清楚。在書中把主席的活動和恩來同志的活動連在一起，這樣不合適。主席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領導人。希望把這部分（指把主席與總理連著寫的幾十段）刪掉。那樣寫，給人的印象是牽強附會。”她接著說，“不管是寫‘故事’也好，不管是寫歷史也好，一定要有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比如：第59頁中寫道：‘大家都高興得互相擁抱。’這怎麼可能呢？這個‘擁抱’，在解放前，咱們中國沒有這個習慣。解放后迎接外賓的時候，人家來擁抱了，咱們也擁抱，人家不擁抱，咱們也不擁抱。書中那樣寫，好像60年前就有這個習慣了，這樣就不實際了。”她還說：“關於他（指周恩來）在南開的情況，我不甚了解。只是在文字上提出些意見。但在事實上也沒多大問題。我是在五四運動以后認識他的。我看了十五段，可以肯定。”

最后，她強調指出：“首先是文風，其次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就是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寫東西，寫文章，講話。不要言過其實，特別是現在更不要言過其實。延安整風的時候反對黨八股，現在我們反對黨八股言過其實。這個問題要考慮，比如第二個題目‘從小立志救國’，這個題目好像古人講‘少有壯志’。這樣不行，好像有點林彪的‘天才論’了。過去有人講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時，主席講過，我那時是個小孩子嘛。所以，關於第二個題目，他（指恩來同志）那時才十二三歲，這樣寫就不符合事實了。這個題目要改，怎樣改？請胡華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開始關心國事’，好不好？”

她把親筆修改過的那一稿讓程振聲拿給胡華看，為什麼這樣改，讓程振聲解釋給胡華聽。

后來，程振聲逐字逐句向胡華匯報了鄧穎超的具體修改意見。胡華非常重視鄧穎超的意見，表示一定按鄧穎超的意見修改書稿。

“希望你們編文集要改變作風，不要搞突擊、趕節日……要踏實，要精細，要實事求是，要唯物主義”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剛剛開始編輯《周恩來選集》時，鄧穎超就對研究人員說，你們選周恩來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確實依據証明它是恩來同志的東西時才能用，不要根據分析或猜測。在沒有証實之前，寧舍勿選”。她還這樣強調地提醒編輯人員：“希望你們編文集要改變作風，不要搞突擊，趕節日”。“出文集什麼時候都可以，不要採取突擊完成任務的方法”。“要踏實，要精細，要實事求是，要唯物主義”。在幾次談話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導編輯人員要實事求是。她說，對於領導人物，不要總想方設法把正確的東西放在他們身上，這不是實事求是。她指出，領導人物的思想也是有發展過程的。例如覺悟社是什麼性質的團體？有的認為是革命組織，鄧穎超就沒有贊成，后來寫為進步團體，她才點了頭。她說，在覺悟社時，就是周恩來，信仰也還沒有定，是后來到了歐洲后才確定的。

1982年4月，鄧穎超在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著作生平研究組的幾位同志時說：“你們不僅要研究恩來同志的生平和著作，還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黨史、中國歷史。你們文獻研究室要注意恢復歷史本來面貌的問題。”她在聽讀了《周恩來傳》的部分章節后，在寫給他的信中指出：“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鄧穎超不僅給以如此諄諄指導，而且處處給編輯（撰）工作以極大的幫助。當送去周恩來的有關文稿時，鄧穎超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仔細核閱，反復核實史實，及時退回。讀了她退回的文稿，編輯（撰）人員無不為她那種認真的精神、細致的作風和驚人的記憶力而感動和嘆服。譬如，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中的《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的文稿，由於是1943年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學習會上所做報告的記錄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別是一些人名和史實不太清楚，整理時困難不少。是鄧穎超幫助核定了不少史實，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議。編輯《周恩來書信選集》時，鄧穎超不但親自挑選出周恩來曾經寫給她的十多封書信，而且還提供了不少征集書信的重要線索。又例如，1979年，鄧穎超在核閱周恩來關於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系的文稿時，兩次打電話給編撰人員說，文稿中講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共產黨員，在北方隻提於樹德不夠，建議加上李大釗和李錫九兩個人的名字（鄧穎超和李錫九在大革命時期都擔負著中共天津地委和國民黨直隸省黨部的領導工作，在推動北方的革命運動中，共同的革命目標使他們經常接觸，彼此深為了解）。她說，那時我在北方，對北方黨的情況比較熟悉，李永聲（即李錫九）的工作很活躍，他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應當尊重歷史史實”。

除了核閱周恩來的相關文稿外，鄧穎超還對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的紀念周恩來的有關文章也都認真閱讀，提出過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見。比如，她在閱讀《艱難而光輝的歲月》一文后，寫去的信中指出：“在這篇文章中你們隻寫了恩來同志保護黨內干部，卻忘記了寫他還大量地保護民主黨派人士、愛國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幾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們都向我談起如何受到總理保護才被解放”。“從統戰工作考慮，對大批黨外人士的保護，這也是個很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寫上較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