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事實就是事實”的鄧穎超【2】

“另外就是關於李少石被特務打死的說法。1945年主席到重慶去談判。一天，突然聽到李少石被槍殺。當時以為是特務要謀殺恩來。恩來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並不是特務暗殺的。那一天，由於我們那個車要趕時間，有什麼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傷病兵，車在超過的時候，碰了傷病兵，結果我們的車沒停，一直跑。傷病兵手裡有槍呀，他們就開槍。碰巧，那一天車上就坐著李少石一個人，子彈正中要害，死了。后來那個司機一看闖禍了，就跑了。以后，我們再也沒看到過那個司機。所以這個事，開始我們以為是謀殺。后來一查不是。我今天還又問了童小鵬，他也說不是那麼回事。原來有一個寫恩來同志的單行冊子也那麼講，總理曾當面進行過批評。我的意見，在這篇文章裡，這事就不要提了。不說實話怎麼行？！”

“還有一處，就是關於長沙大火。1938年，那時候國民黨對日本採取的是焦土政策。長沙著火時，正巧恩來從武漢撤到長沙。因為國民黨當時就是焦土抗戰，不能說是國民黨搞鬼謀害恩來同志。那時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時間，個別地點上的出入，我就不說了。”

“關於第三篇文章。長征那一段，因我沒有和恩來同志在一起，這一段我作不了証。但乍一看就覺得文章裡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總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經常在一起’。‘總理’這個職務不妥嘛！總理是解放后當的，當時是什麼職務，就寫什麼職務。”

“新華社也有一個稿子。那個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紅岩村時，說我和恩來同志經常和戰士們澆水、種菜、澆糞，不是事實麼！只是偶然一下子，怎麼能說是經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噓，不要夸張。還有說恩來在重慶和主席‘寸步不離’，怎麼寸步不離呢？當時恩來非常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全，這是事實。但恩來同志要進城找民主黨派談話，主席也要出去，說‘寸步不離’起碼是不科學。”

“今年恩來同志去世后，我聽說有單位將一些文章朗讀錄音，放了，其實裡面和事實有很多不符，當時也沒辦法。新華社的稿子你們也看一下，你們提法要一致，不能一個這樣說，一個那樣說。”

粉碎“四人幫”后，一些報刊上發表的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中，大都講到周恩來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

1978年8月，鄧穎超接見紅岩紀念館的同志，提及周恩來是不是“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時說：“搞清楚這件事，是你們紅岩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

為此，紅岩紀念館遵照鄧穎超的指示精神，認真作了一些調查，並於1979年11月在《報紙動態》簡報第209期，刊出了他們的調查報告。

當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劉昂看到后，感到還是與事實有些出入。劉昂是蔡和森、蔡暢的姐姐蔡慶熙的女兒，1910年出生於湖南衡山。不到兩歲時，她父親劉文炳病故，孤兒寡母倍受劉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們母女，便叫兒子蔡和森到衡山把她們接回雙峰，從此便與劉家徹底脫離了關系，一直在蔡家這個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長，從小就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10月，蔡暢從延安帶信來，要劉昂去長沙與八路軍通訊處聯系。年底，劉昂經徐特立介紹赴延安，先后在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和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5月，劉昂被派赴重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身邊任秘書。此后，她一直在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歷任中共南方局秘書處三科科長、統戰委員會秘書、宣傳部秘書等職。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來、鄧穎超和劉昂從紅岩村回到曾家岩50號，鄧穎超先回房間去了。劉昂等隨周恩來來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裡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來進來了，立即上前匯報說：“附近國民黨的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聽后非常氣憤，什麼話也沒說，立即走出大門，向附近憲兵連走去，抗議他們扣留《新華日報》。當時，隨周恩來同去的，有彭海貴、祝華，劉昂和徐冰、張曉梅隨后也很快趕到了。站崗的憲兵看到來勢不對，不讓周恩來一行人進門。周恩來隻得站在巷子裡同他們理論，堅持要憲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華日報》，憲兵不肯退。后來，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聞訊趕來，他勸周恩來先回曾家岩50號休息，由他來交涉。周恩來態度堅決地說：“報紙不退回，我決不走。”2月初的重慶，天氣寒冷，周恩來隻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沒有戴，站在憲兵連部外的那條小巷子裡，一直堅持了好幾個鐘頭。經過周恩來面對面的斗爭，國民黨憲兵才被迫退回他們扣留的《新華日報》。周恩來拿到報紙后，分給報童一部分，他自己還拿了一些。隨行的同志們簇擁著周恩來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這時附近的群眾爭著要看《新華日報》。周恩來一邊走，一邊把報紙散發給他們。這時，報童們情緒激昂，“賣《新華日報》”的聲音震響山城。鄧穎超當時不在場，所以她沒有印象。

有一次劉昂見到鄧穎超時，特意同她談了關於周恩來有沒有“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劉昂把她見到的真實情況向鄧穎超作了詳細的報告。劉昂還說：“總理叫賣過報，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使人感到周總理在復雜的環境中，領導斗爭藝術的高超。”鄧穎超當即點頭表示認可，並說那天她不在場。

至此，周恩來是否上街“叫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終於按照鄧穎超的意願搞清楚了。

在這前后，鄧穎超發現有的同志所寫的跟隨周恩來戰斗在重慶的回憶文章中，有些情節與史實有一定的出入，提出應該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寫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應邀出席了一個集會。

實際上，董必武當時還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

又如，文章中對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實，說二樓住的都是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安插的“內勤”。

事實是，二樓住的是傅作義將軍的部下劉瑤章（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和全國政協委員）﹔三樓住的是侍從室主任賀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為團長的戰地服務團。

1985年10月，鄧穎超重訪重慶曾家岩時，澄清了這些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