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同美國代表激烈論戰

堅持有進有退、進退有據的停戰談判方針，迫使美方同意將撤軍問題列入“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的談判議程

　　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后，周恩來多次指示，在我方提出的談判議程中，務必包括“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這一項。1951年7月13日，他在為毛澤東起草的致斯大林的電報中指出：“我們根據形勢認為，‘三八線’及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均應堅持。”7月15日，他在為毛澤東起草的致李克農並告金日成、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必須在對方同意將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列入議程的基礎上，我方才能對其他議程再加斟酌。”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我方代表團在談判中始終堅持“會議既然有權討論停戰，也就有權討論撤軍”的主張。7月19日，交戰雙方代表團大會召開第7次會議，圍繞撤軍問題展開激烈交鋒。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將軍反復說明，撤出外國軍隊是朝鮮和平的根本保証。他質問對方代表：既然我們雙方同意在朝鮮實現停火與休戰后不再發生敵對軍事行動，那麼還有什麼比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更能保証朝鮮在停火與休戰后不再發生敵對的軍事行動呢？

　　美方首席代表喬埃卻強詞奪理地說：“我們來此僅是為了討論與朝鮮有關的軍事問題，你們所討論的問題是政治性的，所以我們拒絕討論它。”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國防部長馬歇爾先后發表聲明，拒絕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顯然，美國政府是出於不願放棄侵略亞洲的政治和軍事需要。談判陷入僵局。這時，周恩來指導我方代表團採取變通辦法，“將從朝鮮撤軍問題保留到停戰后去討論”，明確指示我方代表團：“我們願同意不將討論撤退外國軍隊問題列入此次會議的議程之內，但我們提議在已協議的四項議程之外，加入第五項──‘其他有關停戰的問題’。這項議程的提出，為的是前四項議題都進行完畢並達成具體協議后，我們將在進行第五項議題時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在停戰協定實施后一定期限內，召開雙方高一級的代表會議，協商從朝鮮分期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問題。”

　　7月25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第五項議程的內容。對方代表團再也沒有理由反對，隻得表示同意。7月26日，朝鮮停戰的議程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其中包括撤軍問題的第五項議程：“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

　　由於美方反對，朝鮮停戰談判沒有討論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的問題。但是，在周恩來指導下，中、朝代表團圍繞“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同美方代表團展開了一場有進有退、進退有據的談判斗爭，終於迫使美方同意在停戰后召開高一級政治會議，討論撤軍問題，而且這項協議被納入朝鮮停戰協定的第60款。這項協議的達成，為后來召開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而繼續開展的外交斗爭提供了法理依據。

　　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后，我方力促召開高一級政治會議，討論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問題

　　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后，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為落實朝鮮停戰協定第60款的規定，周恩來在停戰協議簽字后就開始為准備研究召開高一級政治會議而操勞：同外交部領導人研究起草《政治會議問題的意見》;會見蘇聯、印度、瑞典駐華大使，請他們將《意見》稿轉交本國政府，征詢意見;復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要求聯大廢除非法通過的違反朝鮮停戰協定第60款規定的非法決議等。

　　在中、朝方面的努力下，美方終於接受中、朝建議，於1953年10月26日在板門店舉行關於政治會議的會談。但是，美方毫無會談誠意，對會議議程和政治會議的成員、地點、時間等問題無理取鬧，拖延會議達30天。為爭取早日召開政治會議，中、朝方面對會議成員、地點、時間、議程、行政和經費等問題准備提出建議。11月28日晚，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這個建議。30日，我方代表提出這項全面建議。

　　由於美國政府的阻撓、破壞，關於召開政治會議的板門店會談毫無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積極促成四國外長會議的召開。早在1953年9月28日，蘇聯政府就曾照會美、英、 法三國政府，提議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國處長會議，討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10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贊成蘇聯提議。

　　在蘇聯政府努力下，1954年2月18日，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建議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國、法國、聯合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武裝部隊參加朝鮮戰爭並願意參加會議的國家的代表，於1954年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解決朝鮮問題。”

　　對此，周恩來作出積極反應。2月27日，他在會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說：“四大國召開的柏林會議不能算是完全滿意的，因為歐洲的重大問題沒有取得協議﹔由五大國會議來審查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的事情，也沒有取得協議。但柏林會議的一點收獲，就是要舉行日內瓦會議，從遠東的具體問題來解決一些國際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遠東的和平問題。這就是一個成就。還有，用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糾紛的原則也被推進了一步……中國人民是支持這個會議的。它可以推進國際和平，首先是朝鮮和越南的和平。”

　　根據四國外長會議，2月26日，蘇聯政府來電邀請中國政府派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3月3日，中國政府答復蘇聯政府，接受邀請，“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

　　精心部署，認真做好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各項准備工作

　　日內瓦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次大型國際會議，也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具有處理外交事務卓越才智和豐富經驗的周恩來對此次會議相當重視，精心部署，周密安排，認真做好會前的各項准備工作。

　　第一，分析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研究制定出席會議的指導思想、方針和原則。

　　為主持起草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各項文件，周恩來閱讀了大量有關會議內容的函電、資料等，並約請外交部和其他方面有關人員討論，深入分析研究會議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作出判斷，提出對策。在此基礎上，1954年2月底3月初，他主持起草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准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等各項文件。

　　日內瓦會議的內容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恢復印度支那問題。在《初步意見》中，周恩來分析當時局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我方應緊緊掌握和平統一、民族獨立和自由選舉的口號，以及對李承晚的武力統一和美、韓共同防御條約，以及人民在沒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謂選舉”。同時，他對這種對策能否實現也指出：“顯然都不可能為對方所接受。爭到最后，我們應在承認維持南北朝鮮現狀，分期撤退外國軍隊和恢復南北朝鮮交通貿易等問題上謀求解決辦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周恩來對日內瓦會議結局的分析和估計，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富有遠見的。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原則批准了周恩來提出的這個《初步意見》。

　　第二，精心組成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

　　對於組成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周恩來強調：（一）根據新中國首次出席大型國際會議的需要，務必配備強有力的成員組成的代表團，展示新中國登上國際舞台的形象。（二）借出席會議的機會，培養、鍛煉我國的外交隊伍和外交人才。對於出席這次會議的主要人選和助手的人選，周恩來指示外交部李克農副部長組織相關人員先行討論。

　　李克農遵囑提出代表團組成人員建議名單：周恩來任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和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長任代表，王炳南任秘書長。李克農的建議名單被採納。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王炳南為秘書長，雷任民、喬冠華、黃華、雷英夫為顧問。此外，各組組長和工作人員為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龔澎、吳冷西、熊向暉、章文晉、浦壽昌、陳浩等。

　　第三，加強會前的外交活動，做好國際協調和國際宣傳工作。

　　3月2日，周恩來致電金日成，派喬冠華、黃華前去向金日成匯報有關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准備工作情況，並且提出，如同意，即請南日前來北京共同商量會議的准備工作。南日抵達北京后，周恩來於3月6日、10日兩次同他商談中、朝雙方出席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的准備工作。

　　4月1日，周恩來飛赴莫斯科，出席蘇聯、中國、朝鮮、越南四國領導人參加的日內瓦會議預備會議，磋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等問題，並預測會議的進展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會談中，中、蘇雙方相互通報了有關日內瓦會議各自的打算和設想。會議一致認為，在當時國際條件下出席這樣的會議，隻能邊走邊看，隨機應變，尋找對策。周恩來說：中國對會議既不抱過高的奢望，但也要力爭取得某種成果。

　　針對“英、美都認為，朝鮮統一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上是不能解決的，也不能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等傳聞，4月19日，周恩來在出發赴日內瓦的前一天，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日內瓦會議即將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預測和判斷：“日內瓦會議是不應該讓它失敗的，但是美國顯然要阻撓日內瓦會議達成任何協議，特別是要威脅法國，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朝鮮既然停戰了應該進一步鞏固朝鮮的和平，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用和平的方法使朝鮮得以統一……但是在朝鮮問題上，美國要造成一種僵局……以便繼續佔領台灣、武裝日本和維持遠東的緊張局勢。”

　　第四，周到、細致地做好技術性准備工作。

　　出席復雜的多邊國際會議，對新中國外交工作是很好的鍛煉和考驗。對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准備工作，周恩來不僅從宏觀上著眼，做好制定出席會議的指導思想、方針和原則，而且從微觀上著手，周到、細致地做好技術性准備工作。他多次指導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模擬演練、組織翻譯進行練兵、收集和研究與會議有關的文獻、資料等。

　　在1954年4月20日中國代表團啟程前夕，周恩來召開代表團全體成員會議。他在會上說：“盡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那是野台子戲，那是無法無天，什麼也不怕，鬧翻了也就那麼回事，當然，我們談判還不是為了鬧翻。就是說，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范圍小，有什麼就談什麼。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