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周恩來為動員全民族抗戰所做的貢獻

　　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來在武漢工作了10個月。這段時期，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大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族參加抗戰。

　　與國民黨代表舉行談判,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末，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5個月，戰局繼續惡化。南京失陷前后，國民政府的軍政機關大部分遷到武漢,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這裡。武漢這個號稱“九省通衢”的華中重鎮，成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為了繼續推進兩黨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2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等人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

　　抗戰初期,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抗日,它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向日本作戰的唯一合法政府,擁有200多萬正規軍,是抵御日軍侵略的主要力量。因此,與國民黨進行合作便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

　　周恩來到達武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與蔣介石會晤,就兩黨關系、擴大國民參政會、制定共同綱領、出版《新華日報》等問題進行會談。

　　會談中，周恩來提出3種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一、恢復民國13年（注：即1924年）的形式，將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黨也參加﹔二、制定共同綱領，建立共同委員會﹔三、維持現狀，即遇事協商的形式。中共希望爭取前兩種形式，因為這樣可以加強國共合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於抗戰。

　　但蔣介石無意解決共同政治綱領和合作組織形式這些主要問題。因此，這次會談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對於周恩來提出的3種組織形式,蔣介石否定了前兩種，隻同意第三種，即以臨時協商來處理兩黨關系。雖然如此，國共關系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實質性鬆動：共產黨能在國民黨個別部門和個別組織內參加工作，而且被允許在國統區創辦自己的報刊。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還與蔣介石、陳立夫等,就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八路軍、新四軍的存在發展等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重阻力,但也解決了很多問題。周恩來卓有成效的工作,對加強國共合作,促使國民革命軍堅持抗戰發揮了巨大作用。

　　出任政治部副部長，在國民政府中發揮統戰作用

　　當時國民黨政府依靠正規軍抗戰，對動員人民群眾參加全面抗戰的宣傳、組織工作都很生疏，因此，蔣介石邀請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以期共產黨能夠在宣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中共中央發布的《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中共黨員不得在其他黨派任職，周恩來隻得婉拒，但他認為這是國共精誠合作的機遇，不該輕易錯過，於是向中央建議“應該與國民黨開誠合作”。1938年1月中旬，蔣介石再次請周恩來上任，周恩來再次向中央表明態度：“如果屢推不干，會使蔣介石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強。”

　　經過慎重考慮，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的意見。2月1日，周恩來走馬上任，這是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擔任的唯一要職。

　　由於歷史的原因，周恩來在國民黨內有很高威望。上任不久，他就以副部長的身份，戎裝佩劍，主持政治部的總理紀念周。周恩來的風度和威儀，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講到抗戰形勢時，他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精准的語言表達技巧，使不少軍統、中統、復興社（均為國民黨特務組織）成員為之折服。

　　當時，周恩來身兼國共兩黨要職，異常繁忙，白天在武昌國民政府政治部辦公，晚上又要乘渡船過江到漢口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處理公務。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我在他（周恩來）的辦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電報稿時，往往是凌晨了。當時事情非常繁忙，長江局的同志找恩來同志處理工作要排著隊，常常談到深夜。記得有一次長江局秘書長李克農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來同志談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來同志每天工作達十五六個小時，但他始終精神奕奕，同志們都深為佩服。”

　　直接領導第三廳,促進全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南京淪陷后，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社會各界名流雲集武漢。然而，由於缺乏組織者，難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應的宣傳效果。在這種形勢下，文化界翹首以待一位能撥開陰翳的領軍人物來指引正確的航向。

　　1938年1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邀請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

　　郭沫若坦誠地向周恩來表示，不願到國民政府任職，認為：一則“自己耳朵聾，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二則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隻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三則認為自己如能“處在自由地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且“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諒解的”。

　　周恩來充分理解這些顧慮，耐心地做說服工作。他強調政治部第三廳作為一個政權組織作用重大，有了“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到后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廣大的鄉村，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周恩來還懇切地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周恩來推心置腹的話語打動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職，但是希望能“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公開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來又勸他服從黨的需要，要忍受內心的“寂寞”，還是以非黨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工作的開展。周恩來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也是為了減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廳設3個處，每處設3個科，編制300人﹔下轄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漫畫隊、1個電影制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及孩子劇團，總數達3000多人。三廳各級負責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們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是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可謂群英畢集，盛極一時。

　　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這是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周恩來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傳周活動開展得有條不紊，每天都有一個主要節目，幾十個演劇隊和數百個宣傳隊深入武漢的大街小巷和郊區農村，抗日救亡的歌聲響徹武漢三鎮。對此，郭沫若稱道：“武漢三鎮的確是復活了!”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國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團結景象。

　　倡導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推動武漢的“文藝復興”

　　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武漢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文化名流，有胡風、蕭軍、蕭紅、沈從文、豐子愷、郁達夫，趙丹、金山、舒繡文、冼星海、崔嵬等，而政治部第三廳並不能將他們完全容納，因此還需要成立另一組織。

　　1938年2月14日，周恩來親自邀請老舍，希望他出面將流亡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經過老舍和陽翰笙等人的籌備，一個月后，“文協”開幕大會召開。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邵力子為總主席，周恩來、蔡元培、羅曼·羅蘭和史沫特萊等13人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

　　在文協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會后，被推舉為文協理事的馮玉祥在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者，五六百人歡聚一堂，那種團結向上的熱烈氣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令馮玉祥興奮不已，他寫道：“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5月中旬，周恩來應邀參加文協第二次理事會。老舍后來在會務報告中對這次會議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后（他眼中含著眼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文協成立后，電影、戲劇、美術、音樂各協會紛紛成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演劇隊、抗敵宣傳隊和孩子劇團，也分散到前線、農村、工廠去演出，極大地鼓舞了士氣。著名演員金山、王瑩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陳波兒等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都起到動員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