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五次發脾氣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作者 權延赤，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不要誤會總理沒脾氣，他脾氣大發時也是足夠“嚇”人的。要講至情至性奔放不羈的周恩來，就不能不講講我所見過的至今記憶鮮明如初的他的五次發脾氣。

　　若是對敵斗爭，無論怎樣憤怒，怎樣激烈，都不能叫做發脾氣。“發脾氣”在這裡特定地是指對同志、對朋友，對身邊所親近的人表現出激烈的情緒、批評，甚至訓斥……

　　我們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相聚時，常談及現在回憶和描寫總理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及回憶錄，都感到缺了什麼，就是沒反映出總理嚴厲的一面。

　　總理個人的基本色調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但決不缺少嚴厲﹔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沒有誰不曾感受到這種嚴厲。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務院副總理及各部委辦的負責人，都有些“怕”總理。同其他偉大的領袖人物相比較，甚至是“最怕周總理”。

　　有位老同志說過一句雖然不夠准確全面，但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接近事實的真話。他說：“我這輩子隻怕兩個人：怕主席的威嚴，怕總理的認真。”

　　我講總理的五次發脾氣，實際是選擇了五種不同場合、不同對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源自跳舞。

　　總理愛跳舞。他難得休息和娛樂，有點寶貴的休息時間他首先是選擇跳舞，因為跳舞可以集運動、放鬆和工作為一體，這些在后面章節裡將詳細介紹。

　　50年代的舞會是比較多的。那時沒有迪斯科、霹靂舞、太空舞這些名堂，那時只是交誼舞，並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主要在春藕齋跳，總理去得不多，總理主要是在紫光閣和北京飯店跳舞。因為國務院領導、各部委辦負責人及部分在京的軍隊領導人，主要都是在這兩個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來自部隊。那時階級斗爭還激烈，政治審查嚴，部隊的人可靠。也有文藝團體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員。

　　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對於高級領導干部也不例外，表現在舞場上也必然“氣象萬千”了。

　　比如總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脫又禮貌，風度翩翩又絕無輕浮。

　　比如陳老總，與總理風格相異，或輕鬆隨便，或熱烈活潑，或漫不經心，但絕無輕浮越軌。

　　不過，也確實有領導干部熱烈至過頭、隨便到越軌。怎麼說呢？講好聽了叫解放、叫超前，講難聽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來第一次為跳舞發脾氣是在北京飯店。舞會一般是8點開始，總理往往是10點到，象征性跳幾圈，同大家見見面，向舞伴問些部隊或社會上的情況，同各部門負責人簡單交流一下工作意見就退席。

　　記得那天舞會，趙燕俠、新鳳霞、馬玉濤這些著名女演員也參加了，間場時還組織幾個唱段。總理本來就喜歡聽她們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時，輕捷瀟洒，像一股春風﹔聽歌時，頭稍稍后仰，嘴角漾著靜溫無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打拍子。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來。

　　然而，跳過三場后，總理臉色忽然變了。笑容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臉脹紅起來，仿佛為什麼事感到羞恥，眉頭微蹙，目光朝某一個目標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況下，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跟隨總理去跳舞時，都是可以跟著下場的。我注意到總理的變色變態，順他的目光尋找，發現了問題所在。

　　那是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干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我們對首長都是很尊重的，所以隻講“很不嚴肅”，不會講更過分的話。他的舞蹈動作越軌了。現在的舞場上，這種“鏡頭”可能不少見，那時可不然，有點“觸目驚心”。怎麼說呢？比如現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比如現在有人跳“貼面舞”，他那不叫貼面也是時觸時離，若離若即。隨著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上下輕移，摸摸捏捏……

　　總理的臉色由紅漸漸轉蒼白，他的感情從羞恥而變成惱火義憤﹔他的目光開始還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掃射，后來終於黯淡下來，傷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經跳到了門口的方向，雖然舞曲未終，他也不再繼續旋轉，彬彬有禮地脫離舞伴，點點頭，歉意地說：“對不起，我有事，該走了。”

　　我們雖然正年輕，想跳舞，但是不敢離開他，一見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隨。一名衛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時沒有現在的講究，現在高級飯店的舞場都有存放衣物處，當然也有失竊嚴重的原因。那時沒有這種服務，也沒有失竊的憂慮。參加舞會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發上一丟，摞一大堆﹔不分職務高低，不分衣物高檔低檔干淨不干淨，全堆一起。總理在門口站住腳，看衛士取大衣。衛士手忙腳亂，翻出總理的大衣，往出拿時，把壓在上面的別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當衛士將大衣交給總理時，胸脯正在起伏的總理忽然脾氣大發。他生來不會罵人。毛澤東偶爾發火還會說個“屁話”，吼一聲“滾”。總理連這些話也從不會講。他最嚴厲的話是：“這是不允許的！”他激烈時也不過兩句典型語言：“滑稽！”或“胡鬧台！”

　　現在，總理顯得那麼嚴厲，目光和聲音一樣尖銳：“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把別人的衣服弄掉地？這是不尊重人，是不禮貌，不文明！”

　　總理前兩句話聲音還不大，說到“不尊重人”，“不禮貌，不文明”時，聲音放得很大，傳向舞場。衛士何曾見過這樣的脾氣大發，默默地低下頭。總理卻繼續大聲訓斥著：“不要以為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時機一樣能鬧出大事。這是不允許的！”

　　衛士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分量，他哭了。

　　總理板著面孔走了，登車而去。他批評人無論多麼嚴厲，事后總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釋安慰一番。

　　“唉，發脾氣是一種無能表現。”總理事后這樣解釋：“對不起了，請你原諒。我那天心情不好，這不是對著你來的……”

　　我們都明白，總理大聲訓斥的那些話，是說給放肆舞場的極少數負責干部的。

　　還是那句話，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我們經常跟隨總理去參加舞會，他又常常是在舞會進行一段時間后到場，正是熱烈起來的時候，有時難免遇到不嚴肅的場面。遇到了他就生氣。記得第二次遇到時，他當場就不跳了，就在舞場中間氣憤地喊了一聲：“不跳了！走！”隨著這一聲，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就都停下舞，追著總理往出走。有名衛士跳舞中沒聽見，等發現追出去時，總理已經甩下他坐車走了。

　　可是，這種含蓄的批評、抗議和警告，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總理在場，那個別干部注意些，總理不在，他們還是不肯放棄這種“放鬆”和“愉快”。總理參加舞會沒有准點，有時仍然要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開始了當面的嚴厲批評。我們這些跟隨左右的人，見他批評過不少次，對有些人很不滿，不留情面地表達了義憤。記得有次一位干部“不嚴肅”，見總理來到，跳舞“放”不開了，就想帶著結識的年輕舞伴一起登車走。總理攔住了他，嚴厲訓斥：“你年紀也不小了，連這一點自我約束也做不到？你這樣胡鬧台，不覺得羞恥嗎？……”

　　公開的舞場上，氣氛總的說是健康而朝氣蓬勃﹔偶爾也只是個別人有所越軌，在總理的影響下還漸漸改正收斂了。真正氣氛不夠好的還是“家庭舞會”。

　　所謂家庭舞會，好像是改革開放以后才聽得多了，其實建國之初就有。當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裡的資本家另當別論，以共產黨的干部講，就是那些司令、部長也沒有搞的條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見所聞，似乎隻有高崗搞過。

　　那時，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說身處權力的頂層。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干，在過去的革命斗爭中作出較大貢獻和成績，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獻，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

　　不過，這個人也有弱點，就是喜歡親近女色，並且不大在意人們對這種事的議論。用林彪一句名言來講，就是認為“小節無害”。他在東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崗不點頭，老天爺也不敢下雨。就是東北軍區某些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樣表個態度就能將其拿下來免職。這原因很簡單。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必然經歷一個“英雄治國”的階段。這是鞏固政權時所不可免的，各方“諸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歷史使命。

　　大權在握的“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黨紀、軍紀、政紀約束自己，規范自己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其自身的人品和修養了。高崗的長處不應否認，抗美援朝時，東北處於特殊地位，高崗自然也負有特殊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朝鮮是彭德懷總攬，東北是高崗總攬，北京是總理總攬，這三個人接觸頻繁，共商共事，一道奮斗，不能說沒有感情。所以高崗到北京后，在他家組織舞會，總要讓秘書通知我們，請總理務必光臨。

　　但高崗的短處也無須遮掩。他的親近女色有時簡直“坦蕩”得無所顧忌。在東北時，他喜歡白俄姑娘，一旦被纏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給東北軍區或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叫送“招待費”去“救駕”，打發那些愛錢不怕官的姑娘。辦理過這類“救駕”事宜的老同志已經有過回憶文章，這裡不多講。可是高崗的不在乎也太過了，他就沒想想北京不是東北。東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許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請，總理興致勃勃地趕去參加了。剛見面時當然都很熱烈禮貌，還免不了互相客氣一番。一個是總理，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