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在重慶的三次重要談判【3】

　　1942年至1943年間的國共談判

　　汪精衛的叛國投敵行徑，激起了全國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資料圖）

　　1941年，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到空前規模。在歐、亞、非、美四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等廣闊地域裡，有61個國家和地區先后卷入戰爭。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蘇、中4國為首的26個參加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對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兩黨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1942年5月至6月期間，國共兩黨開始謀求彼此關系的改善。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紀念抗戰五周年宣言》。《宣言》強調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應繼續團結，承認蔣介石不僅是抗戰的領導者，而且是戰后新中國建設的領導者。這是“皖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一個重要轉變，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極力團結國民黨，設法改善兩黨關系，並強調戰后仍須合作建國”的願望。7月21日和8月14日，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表達了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願望。

　　周恩來與蔣介石談話后，立即將會面情況報告毛澤東。他認為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尚非其時，並建議先以林彪或朱德為代表見蔣，以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中共中央先是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毛澤東於8月19日又致電周恩來，認為根據當前形勢，他還是應該親自與蔣介石談判。周恩來認為，蔣介石雖有了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系的意向，但具體問題尚未涉及，對共產黨的壓迫毫無減輕，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認為蔣、毛會面時機略早。而毛澤東仍傾向於見蔣，認為在目前國際國內的大局勢下，見蔣有益無害，並迫切地表示，等林彪到西安見到蔣介石后，就確定與蔣介石見面的時間。他還再三表示：“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准備答應他。”

　　9月5日，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經過反復磋商，毛澤東終於與周恩來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派林彪會見蔣介石。

　　10月7日，林彪到達重慶，同周恩來一起與國民黨方面展開談判，並於13日，由張治中陪同會見蔣介石。16日，周恩來、林彪應約會見張治中。林彪說明中共有幾十萬軍隊在敵后抗擊日軍，要求國民黨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允許將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張治中立即將話頭打斷，建議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談，然后再同他談。

　　根據國共代表接觸過程中表現出的種種跡象，周恩來作出明確判斷：通過談判來解決兩黨間具體問題的時機尚不成熟。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分析，蔣介石及國民黨要人都傾向於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來代替全面軍事破裂。但是國民黨並不急於解決，而以為時間越延長，中共困難就越大，越有利於使中共就范。“他們的政治解決的中心仍以軍事為主，而以能否服從調遣、變更防地為前提”。

　　12月14日，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黨員大會上作關於國共關系問題的報告，指出，目前是“空氣緩和”，“關系恢復”，趨向好轉，但能否解決具體問題，尚“在兩可之間”。南方局當前的任務是促使蔣介石轉變其對中共的方針。基本方針仍是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和民主。具體方針是“爭取好轉，勿忘防御”﹔“爭取合作，勿忘斗爭”﹔“爭取發展，勿忘鞏固”。此后，周恩來、林彪又幾次同國民黨方面談判，國民黨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談判方案，隻答復中共提出的方案與之要求差距甚遠。

　　1943年1月，周恩來會見張治中，宣讀中共方面最后的4項意見：一是黨的問題，中共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黨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二是軍隊問題，希望軍隊編4個軍12個師，並按中央軍隊待遇﹔三是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開往黃河以北的規定，但現在隻作准備，戰事完畢，保証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動。張治中逐條抄錄並核對后送交蔣介石。蔣介石立刻召集臨時軍事會議。會上發言的人，大多數表示不能接受。蔣介石沒有表態，只是說：“好吧，再說吧！”於是，談判進入擱淺狀態。

　　周恩來、林彪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雖未取得到任何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共關系。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