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未為人知的一段情緣

張若名是五四運動的一名先驅者，也是周恩來的早期戰友。他們循著“戰友──女友──摯友”這一軌跡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戰友情

周恩來在南開大學讀書時，張若名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她與鄧文淑(即鄧穎超)同為該校第十級學員。“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號角吹響之后，張若名與周恩來等共同發起組織了天津進步青年革命團體──覺悟社。

覺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有了領導核心。張若名、周恩來等經常在一起研究斗爭形勢，探討救國良方。當1920年1月，天津反動軍警逮捕請願代表后，周恩來、張若名等開會緊急動員，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請願示威，營救被捕代表。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和於方舟4人被學生們公推為代表，要求面見直隸省長曹銳。

游行隊伍在周恩來的指揮下，群情激憤，一路高呼愛國口號。可是，當他們來到直隸省署門前時，省署兩扇大鐵門已緊緊關閉，任憑你口號呼得再響，門內卻不見有任何動靜。周恩來、張若名等4位代表從門下的縫隙鑽進省府，找當局說理，游行隊伍繼續在外邊呼喊口號聲援。當周恩來他們一鑽進省署大門，埋伏的大批反動軍警隨即一擁而上，將他們悉數逮捕，隨即打開大門，棍棒飛舞，水龍噴射，反動軍警們瘋狂地毆打、驅趕游行學生。

被捕后的周恩來在獄中領導著難友們的斗爭。他們經過獄內外半年多的共同斗爭，終於於1920年7月17日重獲自由。

出獄后的周恩來、張若名等經過思考，認為通過和平手段救國已經不可能。“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們決定西旅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當年11月，周恩來、張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從上海乘坐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前往歐洲勤工儉學。

在法國，周恩來、趙世炎等在巴黎發起組織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張若名則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採取互教互學的方法。張若名聰穎好學，進步很快，法文學得也比其他人要好，這樣就常常由她主講。所以，從1919年到1924年，周恩來和張若名等一同為反帝反封建而斗爭，一同為探求救國真理而努力，他們是親密的戰友，相互間有著深厚的戰友情誼。

女友情

據1992年11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寫作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說，“當時他似乎愛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來愛上的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張若名。

周恩來他們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愛國運動時，鄧穎超才隻有15歲，還沒有到談情說愛的年齡，而且覺悟社組成時是主張獨身的。但是張若名已經是19歲的大姑娘了，她隻比周恩來小兩歲。據周恩來嫡長侄女周秉德回憶，“七媽”(指鄧穎超)曾對她說，“當時和我們在一起的張若名，和你伯伯接觸比較多。當時我曾經以為，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和她結合可能是最合適的了。我們周圍的人也都這麼認為。”后來周恩來與張若名在愛情道路上分手，周恩來轉而寫信向鄧穎超求愛時，鄧穎超還十分詫異地寫信問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為什麼不提若名姐?”可見，周恩來與張若名當時的戀情已是他們同學和朋友圈子內的公開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她說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觸戀情的時候。周恩來、鄧穎超對她沒有家長式的管教，也沒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說起了他們當年的“戀愛史”，對她進行現身說法的教育。

鄧穎超諄諄告誡秉德說：“年輕人都要經歷談戀愛的過程，選擇對象應該首先考慮志同道合，也要考慮家庭可靠。”

周恩來接著深情地回憶說：“秉德，你知道嗎?我在和你七媽結婚之前，在巴黎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長得還算不錯。”

當秉德發出懷疑的詢問后，鄧穎超笑著說：“五四運動那會兒，我才15歲，根本沒有考慮過談戀愛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歲，他立志振興中華，獻身救國事業，而且抱定獨身主義。后來去法國勤工儉學時，他與覺悟社的郭隆真和張若名同行，那時覺悟社的同志們都說，如果今后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要結婚的話，他和張若名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周恩來接著對秉德說：“開始我們的確不錯，在巴黎，我們先后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黨。但是，后來，因為出身問題，她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為參加政治社會活動，遭到法國警察的幾次跟蹤和盤問。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滿，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斗爭后，她最后決定脫離政治活動，退出黨組織，專心讀書，以期學成后回國效力。然而，我認定的是馬克思主義，誓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斗終生，要准備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終生伴侶，也理所當然是志同道合的，經得起革命艱難險阻考驗的戰友。這一點，你七媽是當之無愧的。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說清楚，轉向你七媽頻繁通信，還求婚。”

周恩來這一段發自內心的話把他與張若名分手的原因說得很清楚。因為在周恩來的心目中，當一個人決定投身革命后，無論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風險都要堅持斗爭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根據一些零星史料，如果從張若名這一方面考慮，也確實難為她了。張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縣一個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運動后，就十分勇敢地沖在了運動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闖勁遭到反動當局的忌恨，還把她抓進監獄，她沒有絲毫動搖。在監獄中，她還在思念著外邊的同學和戰友。但是由於她父母對其投身革命極其反感，曾多次勸說，要她放棄那些“拋頭露面”的行為，在學校好好念書。她非但沒有接受，卻“鬧”得更凶，繼續為革命奔走呼號。父親盛怒之下，登報宣布與她脫離父女關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學習費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歐洲勤工儉學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她還不斷遭到黨內關於家庭出身問題的審查，尤其是她和當時旅歐的中共負責人任卓宣意見不合，任卓宣還故意把她暴露給法國當局，以“考驗”她在政治上的堅定性。這使她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她經過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選擇：退出“少共”，脫離政治，專事學問，以期學成后報效祖國。但此舉又不符合周恩來的擇偶標准，最終導致他倆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