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和天津《益世報》的一段文字緣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

　　1919年5月4日，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爆發。消息傳到天津，青年學生立即行動起來，紛紛集會、通電、示威，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隨后成立的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為天津響應五四運動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青年周恩來回到了天津，積極投入到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愛國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在天津的報紙中，報道學生運動最積極的是《益世報》，這也是周恩來常讀的一份報紙。當時，《益世報》繪聲繪色地描寫了火燒趙家樓、怒打賣國賊的情況，對京津兩地的學生運動及時追蹤報道，不但發表了《各界聯合會確定赴京代表名單》、《請願代表堅持斗爭》等多篇文章，還通過報道市民日常抵制日貨、小學生拋棄日制鉛筆等事情，把群眾同仇敵愾的細節展現出來。女界愛國同志會游行請願、集會演講，《益世報》不但以大篇幅追蹤報道，發表《女學界之光榮史》、《女界愛國同志會再次游行演說宣傳抵制日貨》等文章，還稱贊她們譜寫了女學界痛切感人的光榮史。《益世報》的愛國立場，受到各界人士的贊許，給周恩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為了使五四運動的影響更加深入，天津學生聯合會決定創辦一份報紙，作為戰斗的喉舌。1919年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刊，周恩來任主編。這份報紙質量高、影響大、發行廣，南京的《少年世界》評價道:“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的《新人》甚至認為其“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由於報紙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天津警察廳向印廠施壓，還派出軍警逼迫報紙停刊。其他報館懾於政府的壓力和威脅，也不敢承印。在這個緊要時刻，《益世報》毅然出面代印，解決了周恩來的燃眉之急。

　　由於這種交往，周恩來希望《益世報》能一直充當社會的喉舌、輿論的先鋒。但這時發生的一件事卻令他對《益世報》非常不滿。1919年8月，日本無視中國主權，在山東隨意逮捕中國人，山東各界人士集會示威，北洋政府宣布全省戒嚴，並委任濟南鎮守使馬良為戒嚴司令。馬良上任后，即派出大批軍警沿街巡邏，機關槍隊、馬隊背著大刀、拿著繩子，在街上耀武揚威、肆意橫行，遇有演講宣傳的學生就鞭打逮捕，還派軍隊封鎖學校，不准學生外出，並以“結黨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逮捕了72歲的回民愛國領袖馬雲亭老人和朱氏二兄弟，嚴刑拷打后綁赴刑場槍決。此事傳到天津，引起群情激憤，同聲討伐。而此時《益世報》卻天天報道軍閥爭斗，對“濟南血案”一字不提。

　　1919年8月5日，周恩來以飛飛的筆名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表《評現今輿論界並問〈益世報〉》，文中說：“我是愛《益世報》的，當著五四運動后，《益世報》終算是敢於發言，我們也很尊重他。但是總覺他沒有一定目標，拿著現在現象看，我很盼望《益世報》不要讓社會回想當年。”8月6日，周恩來又寫了《再問〈益世報〉》，重申國難當頭，內政外交事事緊急，《益世報》應該負起轉移社會趨向的責任，引導國民關注國家大事，在政治事件面前，有個明朗的態度。《益世報》轉載了周恩來的文章，並迅速轉變關注熱點，陸續發表了《山東學生為反對馬良致全國父老書》、《津回教徒摘匾痛斥馬良》、《各界聯合會通電各省請誅馬良》等文。8月23日，山東、天津、北京、唐山等地各界代表到總統府請願，總統拒絕接見，當晚代表們被捕。隨后，京津兩地學生數千人在總統府前請願。周恩來率天津學生五六百人趕到北京，在總統府外露宿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並發動輿論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在廣大群眾愛國運動的壓力和各界人士的營救下，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釋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對於這些斗爭，《益世報》登載了《京津請願代表被警廳拘捕》、《請願代表被拘押，劉清揚堅貞不屈》、《天津各界集會歡迎被釋之請願代表》等文章報道斗爭情況，又發表了《敬告各團體書》、《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盛況》、《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宣言》、《馬駿回津敘述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情況》等文章跟蹤報道學生的斗爭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