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對我們一家的關愛

　　媽媽和妹妹的救星

　　我媽媽鐘可玉是印尼歸國華僑，15歲離開父母，千裡迢迢回到祖國大陸，求學報國。抗戰爆發后，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考入延安魯藝讀大學。由於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蘇聯醫生抽腦脊髓壞了事，在延安無法救治，組織上決定讓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會部知道了這個消息，派人用擔架將她抬到棗園社會部，給她交代到南洋開展秘密工作的聯絡方式。媽媽和葉劍英參謀長是老鄉，葉帥擔心這一路沿途軍警盤查，多有險惡，就讓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稱阿葉。沒想到在媽媽南下途中，太平洋戰爭爆發，海上交通中斷，南洋去不成了。這時，媽媽的組織關系已經轉到南方局，隻好到重慶紅岩辦事處報到。

　　媽媽是1942年到重慶紅岩辦事處的。由於身患重病，加上旅途勞累，她的身體極度虛弱。周副主席知道后，親自約她到周公館談話，給予安慰和鼓勵。那時，夏衍在北碚溫泉租了套房子，剛好他不在，周副主席便通知錢之光處長，撥款讓媽媽去北碚溫泉療養，住在這套的房子裡。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媽媽的身體竟奇跡般地康復了，並很快回到辦事處，在頂樓的秘密電台工作。頂樓的工作條件很艱苦，房間像鴿子籠，又低又小，窗戶開在房頂上，重慶是有名的大火爐，夏日太陽暴晒，酷熱難當﹔又由於保密的關系，電台的工作人員通常是不下樓露面的。

　　由於口音的關系，好多人把媽媽的名字“阿葉”聽成了“阿姨”，所以后來辦事處老老小小都不喊媽媽的名字，而喊“阿姨”。

　　在周副主席的關心和呵護下，爸爸和媽媽兩人在紅岩辦事處相遇，相知，相愛了，在延安結了婚。結婚那天，周副主席和鄧媽媽前來賀喜，鄧媽媽十分高興地說:“你們兩個是辦事處年輕人中結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對！”

　　后來，媽媽懷孕了，回到重慶后，周副主席有一瓶朋友送的維生素，自己舍不得吃，派人送給了媽媽。

　　1946年2月，媽媽臨產，由於是頭胎，沒有經驗，折騰了半天，才把我生下來，然而胎盤怎麼也下不來，肚子仍然是鼓鼓的，隻能躺在那裡痛苦地哼哼。爸爸忙著照顧我，不知媽媽那裡該怎樣才好，慶幸的是辦事處有衛生所，於是趕忙叫人去把衛生所的畢大夫喊來。

　　畢大夫是荷蘭歸國華僑，他認真給媽媽做了檢查，然后直起身來，用磕磕巴巴的華語說:“產婦肚中還有一個女孩，但她太弱了。”原來媽媽懷的是龍鳳胎。

　　辦事處衛生所的條件有限，根本沒有婦產科方面的藥劑和器械，不過畢大夫有自己的高招，他跑回自己的宿舍，拿來先前煮好的咖啡，讓媽媽喝。媽媽回國前在印尼也喝咖啡的。40分鐘之后，經過畢大夫精心護理，媽媽再次生下一個女娃，就是我妹妹袁青。

　　畢大夫是1945年初從延安來重慶的。他醫術高明，辦事認真，又平易近人，辦事處的同志都很喜歡他。大約是七八月份，日本投降前夕，南方局決定派畢大夫回荷蘭，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繼續為黨工作。畢大夫是個急性人，得到通知后，恨不得馬上啟程。但是，他的出國護照沒有辦下來，而且由於戰亂，交通系統遭到嚴重破壞，出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十分著急，天天催爸爸給他辦手續。爸爸隻好一次又一次地請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雖然也希望他早日啟程，但是考慮到當時處於戰亂時期，沒有充分的安排，不宜倉促批准。他反復給爸爸講:“對這些華僑，我們一定要負責，特別是他們的安全，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任何差錯，找不到可靠的社會關系，決不能讓畢大夫走。他心情不好，你多陪陪他，向他多做解釋，讓他不要急，慢慢等嘛，著急能急壞身子的。”爸爸把周副主席的話轉達給畢大夫，畢大夫深受感動。

　　如果沒有周副主席對畢大夫細心周到的關照，畢大夫那會兒可能倉促上路，也就沒有后來他施展醫術，救了媽媽和妹妹了。由此，我們母子三人的安危和周副主席的體貼入微相關甚緊。

　　得知媽媽分娩有驚無險，大家都來看望媽媽和兩個孩子，親切地叫我們“雙雙”、“對對”。葉參謀長也來看望他的這個“侄女”，幽默地說:“你這個小母雞下大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