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周恩來在"苦海"中艱難抗爭

　　本文摘自《周恩來生平全紀錄》，江明武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66年，正當全國人民滿懷信心地准備執行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建設計劃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全國經濟建設的進程。以林彪、江青為代表的野心家、陰謀家，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揚“隻要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動群眾“停產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為了維系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而不至於全面癱瘓，作為共和國經濟“總管”的周恩來總理，在“苦海”（周恩來語）中進行了艱難的抗爭。

　　“做夢也沒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廳，似乎比往年的幾個元旦更具節日的氣氛。周恩來也顯出難得的輕鬆，步伐也更具彈性和韻律了。

　　想想前幾年的國民經濟局勢和當前的國民經濟形勢，周恩來也該稍稍噓一口氣了。到1965年底，全國已圓滿完成了國民經濟的調整任務，國民經濟終於從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開始走向好轉。1966年，國家將正式執行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

　　此時此刻，周恩來的思維觸角全都聚集於如何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推向1個新的階段，以實現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國家建設成為1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1月，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區，出現歷史上罕見的嚴重干旱。周恩來打算以抓華北農業為突破口，扭轉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南糧北調，進而把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難以“過關”的農業抓上去，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月底2月初，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策和措施。並當場點將，要李先念負責河南，譚震林負責山西，余秋裡負責陝西，林乎加負責山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遼寧。他自己則自告奮勇地擔任北京、河北組的組長。

　　正當周恩來全力以赴組織華北抗旱工作之際，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區兩次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不顧余震危險，兩次飛赴災區視察災情，先后到了5個縣、6個公社，號召農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鼓勵大家“家裡丟的，地裡找回來”。

　　3月中旬，周恩來赴天津坐鎮規劃華北經濟的華北局會議。行前，他寫信給劉少奇、彭真等中央有關負責同志，交待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處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備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調查1個月。顯然，周恩來是下了決心擺脫日常事務，全力以赴解決北方8省市區的農業問題。

　　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思維觸角卻久久徘徊於階級斗爭、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上。他對階級斗爭的狀況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正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他決意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這種危險。

　　5月4日至26日，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標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領域各界和黨政軍各個領域都混進了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周恩來是在沒有任何思想准備的情況下，被卷入到這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講話中，周恩來多次聲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盡管他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后，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他忍辱負重，審時度勢，想方設法盡量減少運動對維持國計民生的工農業生產的影響和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