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最后6個月：因何事一連批注4個“托”字【2】

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小平是他在醫院裡會見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期間，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次數更頻繁。經毛澤東同意，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從此，周恩來和鄧小平每隔幾天就要見一次面。單在7、8、9三個月，他們在一起開會或談話就有12次，幾乎每周一次。此外，周恩來經常約見的政治局成員還有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華國鋒、汪東興等。

8月29日，周恩來同准備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談話，請華轉達他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提出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培養藏族干部，發展民族經濟。他緊握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進入9月以后，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繼續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不得不取消周恩來的外事接待活動和室外散步。

9月3日，他同秘書一起清理文件，吩囑秘書，除“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關材料和1972年江青會見美國學者羅克珊·維特克的談話等有關材料外，其余材料均退回有關部門。

9月4日，他就3日《參考消息》轉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作出批示，要羅青長、錢嘉東找王昆侖、屈武等對有關蔡省三的材料“進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語最后，周恩來用顫抖的手一連寫下了4個“托”字。

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護人員的一再勸阻，堅持會見了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周恩來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動。當談到自己的病情時，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訴客人：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他充滿信心地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方針。這次會見，隻有短短的15分鐘。

9月15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9月20日下午，周恩來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來到醫院手術室外守候。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的后果很難預測。為此，在做手術之前，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前，他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地看了一遍，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注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第二件事是，在生死難料的情況下，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給老戰友鄧小平。在進入手術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車上的周恩來示意停下，輕聲問道：“小平同志來了嗎?”鄧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車。周恩來吃力地抽出手來，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的話，一方面是對鄧小平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鼓勵他繼續大膽地干下去﹔一方面警告張春橋一伙人：我和毛澤東同志是堅決支持鄧小平的，你們想打倒他，黨和人民是絕不會饒恕你們的!第三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遭受“四人幫”誣蔑時的嚴正態度。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來說，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但他堅持了下來。手術過程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隻能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后，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9月28日，在病床上的周恩來，接見前往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成員，請他們轉達他對新疆各族人民的問候。

這一年10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40周年。在鄧小平等支持下，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沖破江青一伙阻撓，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當長征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鄧穎超即打電話告訴有關部門：總理在醫院裡很想再看一看、再聽一聽長征組歌。不久他收到了長征組歌的錄音帶。長征組歌，特別是那首《過雪山草地》，是周恩來十分愛聽愛唱的一首歌曲：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飢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這首頌揚紅軍英雄氣概和頑強斗志的歌曲，仿佛又一次把周恩來帶回過去那艱難困苦的歲月，成為鼓舞他堅持工作、忘卻病痛和勞累的巨大力量。

一再叮囑鄧穎超：死后不要保留骨灰。他對身邊醫務人員說：“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他的妻子鄧穎超經常守候在丈夫身邊，從精神上給周恩來更多的關懷和慰藉。在充分估計到自己的“時間不長了”的時刻，對於“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和鄧穎超共同商量的話題。在他去世一周后，鄧穎超在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以及親屬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憶：“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恩來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下來的。”“1958年，恩來首先把他死去的父親，我把自己死去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恩來還把他在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也托人平掉，改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証，把我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應該做尸體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恩來對他的后事，曾經對我說過，喪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裡，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范夫妻。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后時刻，他們之間該有多少要說的話啊!可是，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於律己、遵守組織決定，如何為人民、為后代造福。至於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裡話”，始終沒有講起。鄧穎超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