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政府管理智慧：同福同難中和守衡【3】

中和守衡

一位外國朋友曾說：在周恩來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狂想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色彩。這句朴實而平凡的話，比較准確地概括出了周恩來“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點。“中和守衡”也是周恩來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而周恩來是善於將對立的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善於中和的辯証法大師。例如，周恩來領導治水，高超地處理了緩急、標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難、統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眾與專家、理想與現實、戰略與戰術、目標與步驟等對立面的統一，體現出他對唯物辯証法，特別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自如。

周恩來擔任總理后，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決定於處理好各種關系。”例如，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他反對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幾個月后，他又指出：“處理好上下關系，既要做到集中統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須都照顧到。”

事物都是在相對平衡中存在、發展的，而周恩來又是善於守衡並善於將中和和守衡結合起來的辯証法大師。

新中國成立初期，物價暴漲，人心不穩。穩定物價是政府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指出：“為了穩定通貨和物價，必須平衡財政收支和保証物資供給。”他支持陳雲果敢採取統一全國財政管理的辦法，用極大的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減縮財政支出，使收支接近於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出現了脫離平衡、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同陳雲一起進行反冒進斗爭，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注意平衡問題。周恩來指出：“一定要為平衡而奮斗。數量上平衡以后，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他借鑒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輕視農業、輕工業，影響民生的教訓，指出：“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后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遺憾的是，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進而開展了三年“大躍進”。結果使農業基礎弱化，無法負擔那樣規模的工業，工業本身也不平衡，無法繼續均衡生產，不得不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周恩來指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並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調整的中心是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同時，要“盡一切可能使工業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趨於均衡的發展”。調整是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從而建立新的平衡。調整對擺脫危局、走出困境，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博採眾長

在對外關系上，如何對待不同國家的不同長處？在內政管理上，如何對待不同方案的不同優點？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博採眾長”。

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他號召“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怎麼學？“我們應該有批判地學習，不是盲目地學習。有批判地學習，就是要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不盲目地學習，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處和缺點也學來。”他指出：“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來在出訪亞非歐14國期間，多次用“天涯處處有芳草”的詩句，教育中國代表團人員應該向這些亞非歐國家學習一切有益的東西。他訪問埃及時，參觀尼羅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壩工程后，決定中國派代表團去學習。他訪問摩洛哥時，參觀一座由意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后，深感其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水平比中國先進，決定讓石油部派技術專家去學習。他品嘗摩洛哥的柑橘時，盛贊其個兒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橘優良品種的決定。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了解到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問題很有好處，決定引種油橄欖樹。回國后，他還在昆明一林場栽下引進的第一株油橄欖樹。

在國家建設中，每個重大項目都會有多種不同的意見和方案。專家們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理論水平、不同的視角和興趣出發，其看法和主張之間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來提出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和方案要進行比較，“集中對的，去掉不對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樣才能不斷前進”。以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改建為例，當時存在著“放淤派”、“攔泥派”、“炸壩派”、“不動派”四派的意見和方案。周恩來召開治理黃河會議，詳細了解各派的意見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見和方案長處的基礎上，最后決定在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這一決策的實施，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推動了治理黃河事業的發展。

謀定而后動

在外交工作和國家建設中，如何處理目標與步驟、謀劃與行動的關系？周恩來的方法是“謀定而后動”。他重視事前的謀劃、運籌，強調預備好了才行動，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准備之仗，強調有目標地穩步前進。

周恩來每次處理對外交涉、參加國際會議等都重視事先作好充分准備，透徹地分析形勢，准確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制定出可行的談判方針和具體的斗爭策略。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並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訪活動。為保証這次外交出訪活動的成功，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備。到蘇聯后，由周恩來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蘇方未作原則性的修改。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一場極其復雜的多邊的外交斗爭。周恩來親自抓各項准備工作。從方針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術准備，都由他直接負責。他親自起草《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准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確定謀略，提出對日內瓦會議應該採取積極參加的方針，務期排除障礙，達成某些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和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所取得的成功，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謀定而后動”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