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中的周恩來為何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2】

　　這段時間，沒有會見，沒有會議，也沒有文件，更沒有不速之客造訪，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裡，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范夫妻。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后時刻，他們之間該有多少要說的話啊！可是，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於律己，遵守組織決定。至於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裡話”，始終沒有講起。

　　鄧穎超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經常守候在丈夫身邊，從精神上給周恩來很多的關懷和慰藉。在充分估計到自己“時間不長了”的時刻，對於“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們商量的共同話題。

　　有一天，周恩來感覺自己精神還不錯，他讓妻子坐到病床邊，兩人又說起話來。

　　周恩來主要說自己的病情，他讓鄧穎超問吳階平院長，他的意思是說，我走以后，不僅不要責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謝醫療組和關心照顧他的所有人。

　　這些話說完，重病中的周恩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這兩句，他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時的周恩來自知病已無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謝。最讓人感動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計時時刻，周恩來也沒有露出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沒說過半句沮喪消極的話。

　　秘書們知道周總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醫院看望總理。作為年紀最小的秘書紀東，他在兩個月前還經常出入醫院，為總理處理公務，他那時看見總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終覺得總理會好起來的，一定會出院回西花廳的。因為他清楚地記得，總理住院前他幫助總理整理文件時，總理看見一份涉及林彪調兵的文件，就將文件留下對紀東說：這份文件留下來，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親自處理。這句話給紀東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這份文件紀東一直為總理留在辦公室的保密櫃裡，希望有一天總理會回來親自處理。

　　誰也沒有想到，這份等著總理出院回來處理的文件，最終也沒有等來主人批示的筆跡。

　　秘書們經過等待，終於獲准在12月31日去醫院看望總理。

　　他們到醫院時，正好趕上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他一眼認出朝夕相處多年的秘書們，他抬起手揚了揚，用十分微弱的聲音招呼大家：“你們來了。”秘書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眼中永遠不老從不喊累的總理，此時已經瘦弱不堪，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家心痛萬分卻不能表達，隻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與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淚，靜靜地望著總理，在心裡與他告別。

　　周恩來停息了一會兒又說：問家裡同志們好——我累了——

　　周恩來說完這句話，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過去。秘書們一出病房門，再也控制不住，紀東哭得蹲在地上，久久無法起身。

　　在周恩來去世一周后，鄧穎超在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以及親屬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憶：

　　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恩來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下來的。

　　1958年，恩來首先把他死去的父親，我把自己死去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恩來還把他在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也托人平掉，改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証，把我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

　　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應該作尸體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恩來對他的后事，曾經對我說過，喪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然而雙方把沒有說的話始終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遠地埋藏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