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被批斗后周恩來發怒：這是給國家抹黑【3】

　　小說《劉志丹》與習仲勛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領導在看望病危的習仲勛時，曾評價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習仲勛一生所遇到的挫折與坎坷中，小說《劉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個。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那麼，習仲勛是怎麼與小說《劉志丹》聯系起來的呢？

　　50年代中期，劉志丹的弟媳、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備寫小說《劉志丹》，習仲勛知道后憂心忡忡。他深知陝北根據地黨的歷史問題是十分復雜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專門召開過高級干部會議，對過去的歷史問題作了決議，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現在要寫關於劉志丹的傳記小說，勢必涉及當時各個方面有關人士，寫不好就會重新引起糾葛。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劉景范對習仲勛說：“陝北的干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中宣部有位負責同志也贊成李建彤的創作。劉志丹的老戰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錫五，也勸說習仲勛支持李建彤寫小說《劉志丹》。在他們的勸說下，習仲勛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就說：你們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習仲勛並未向組織出版這部書稿的工人出版社講過什麼意見。

　　工人出版社從1956年開始就抓這部書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訪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寫出了《劉志丹》小說第三稿，送給習仲勛審閱。當時正值廬山會議后全國反右傾運動時期，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仲勛感到不僅書中涉及的一些問題會在當事人中引起糾紛，而且也與當時多事的政治環境不相適應，因而對她的小說提了一些意見，建議她按照片斷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然而，李建彤並未接受習仲勛的意見。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來了小說第四稿的清樣。習仲勛自己工作很忙，就讓秘書幫著審稿。

　　秘書被小說中劉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動，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技術性的問題。習仲勛先后兩次召集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進行座談。馬錫五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熟悉當年實際情況，又是保安（志丹）縣人，曾任陝甘省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習仲勛特別強調了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筆墨用在寫毛澤東思想，把劉志丹的個人經歷寫成全國的縮影與毛澤東思想的縮影。這是習仲勛根據他的切身體會，為了避免引起黨內再次發生糾紛，並使這部小說能更全面、更准確地反映劉志丹貫徹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正確路線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間，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前夕，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看到《劉志丹》小說送審稿時，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小說中涉及的西北歷史問題，很多與事實不符，不贊成出版這本書。同時，閻紅彥又看到了《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刊載的小說《劉志丹》部分章節。閻紅彥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之一，他一面向全總和團中央建議停止刊載，一方面報告康生。康生得知這一情況后，雖則他並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卻立即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

　　這一時期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康生認為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康生寫的條子，康生借此作為毛主席的語錄，對習仲勛等人上綱上線。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白事情真相，習仲勛隻好向周恩來總理請假：“我最好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准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正當習仲勛陷於極度苦惱之中的時候，周恩來與陳毅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來找習仲勛談話。周恩來握著習仲勛的手說：“黨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勛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向周恩來表示：“總理，您放心，這點我不會。我准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李建彤則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文革”爆發后，康生更不會放過習仲勛。1967年1月4日，習仲勛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實毛澤東並未看過小說《劉志丹》，他對這部小說也並沒有什麼成見。毛澤東曾講過：“仲勛同志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但是康生並不肯善罷甘休。周恩來的處境也不好，但是他對習仲勛十分關心。看到習仲勛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評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勛抓到西安！這樣做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抹黑。”周恩來下令把習仲勛軍事管制起來，實際上是把他保護起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1974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陽奉陰違，並不執行，拖了將近五個月時間后才向習仲勛宣布：《劉志丹》一案是“人民內部矛盾，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即習仲勛犯有嚴重錯誤”。1979年6月，中組部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認為《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勛、劉景范、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后經過看，所謂利用《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報告提出，因小說《劉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該恢復名譽。一個月后，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這個報告。

　　長期的革命實踐，讓習仲勛對事物具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尤其是對“左”傾現象的覺察，觸角十分靈敏。習仲勛在80年代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一次和《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對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這是習仲勛對於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