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輕工業部部長楊波：緬懷敬愛的周總理【5】

“兼聽則明”的民主作風

周總理一向提倡發揚民主，提倡“兼聽則明”，並且以身作則，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至今記得1961年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總理對我的教育。這次會議是總理親自主持的，議程中的一項內容是討論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方法問題。“大躍進”中各地上報的工業統計數字，有相當大的虛假部分，其中既有人為的浮夸成分，也有計算口徑不明確和計算方法不科學的因素。這方面手工業產值數字更為突出。鑒於此，總理指示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一定要把前幾年的統計數字認真核實，去偽存真﹔同時，要明確解決並統一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科學方法，使統計資料和計劃工作能如實地反映客觀的真實情況。

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意見，財政部與國家統計局不完全一致。在這次國務院會議上，財政部的負責同志講了他們的意見以后，我即代表國家統計局發言，講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聽了雙方的發言，總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財政部的意見，並對我的發言略有批評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結論。於是我又站起來發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財政部的意見。這時，總理即指示我們會后再商量—下，盡快把意見統一起來，早日作出明確的規定，通知各地照辦。

會議結束后，到會同志都留下來吃午飯。吃飯時我的心情有點不安，心想在總理講話后不應該再站起來講不同意見，所以我就坐在飯廳西南角最靠邊的一張桌旁。剛剛開始就餐，忽聽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起來答應。總理叫我到他就餐的飯桌那邊去，並要我坐在他的身邊，親切地對我說：“你為什麼坐得那麼遠？不要緊張，你敢於講不同的意見，這好嘛！我們討論問題就是要聽不同意見，不然還討論什麼！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就可以把要決定的問題考慮得更周到些。”這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深為總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所感動。飯后回到家中，就把總理對我的教育、鼓勵講了﹔下午到機關又向與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聲稱贊總理是民主作風的楷模。

在周總理關心下獲得“解放”

人們都說，1966年開始的那場給中國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周總理中流砥柱力挽狂瀾，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充滿智慧與勇氣的斗爭，那我們黨和國家究竟會走向何方，是很難想象的。我也一直這樣認為。

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在自身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排除萬難，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干部。他不僅為保護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血，也為保護中級干部和一般干部操盡了心。就連我這樣一個干部（當時我任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司局級），總理也挂在心上，為“解放”我說話。這是我當時怎麼也不敢想的事，卻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伯達就點名批斗我，“罪名”是“反黨分子”“田家英的高級情報員”“黑線人物”，等等。陳伯達1962年末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從這時起我與他接觸較多，我知道他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盡管他在1966年4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計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賊心虛，“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權勢，點名審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流言蜚語，妄圖堵住我的嘴，置我於死地。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國家計委第一個被挂上“反黨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年初，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沒有斗出陳伯達所要求的能置我於死地的材料。但陳伯達仍不死心，還要繼續管制我。

苦難的日子，因為總理的一句話而露出了曙光。1969年春節期間，總理在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詢問了我的情況，說：“楊波還可以工作吧！”總理的親切關懷，使我不久就被允許自由行動，隨后通知我參加機關辦的“學習班”（當時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並於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著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勞動，直到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揭露了陳伯達的反黨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機會。

周總理接見國家計委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我沒有聽到傳達，而是幾位關心我的同志私下裡告訴我的。當我聽到總理親切關懷我的話，頓時淚如泉涌，思緒萬千，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心想：“總理啊，總理！您老人家為國操勞，為黨分憂，嘔心瀝血，日理萬機，心裡還想著我這樣一個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麼能不感激萬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著感激的淚水，要振奮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導，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輩子。”

敬愛的周總理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全部心血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我們樹立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光輝榜樣，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愛戴。他將世世代代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摘自《熔爐——從學徒工到共和國部長 楊波回憶錄》，作者：楊波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來源：《中華魂》2015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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