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為了周恩來的最后心願【2】

執行撒周總理骨灰任務的飛機

趙煒來不及多想，立刻取了記錄稿，趕往離中南海不遠的305醫院。

當時，周恩來已躺在手術推車上，打了麻藥一段時間了。在等待趙煒送記錄的十幾分鐘裡，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都緊張極了，生怕他進入全麻狀態。

趙煒一到，大家立刻把周恩來扶起來，高振普和趙煒將一塊木板托在他胸前，用手按住上面的記錄稿，鄧穎超扶著他的胳膊。周恩來握著鋼筆，顫抖著在報告的末尾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上：“於進入手術（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簽完字，周恩來喘息著說：“我簽了字，就算辦完了這件事。”說完將文件遞給了鄧穎超。

隨后，周恩來被推向手術室。他忽然問道：“小平同志來了嗎？”聽到這一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從休息室出來，走到了推車前。周恩來拉著鄧小平的手，十分費力地高聲說了一句：“小平同志，你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

趙煒告訴記者，她當時有一種感覺：總理心中十分清楚，自己也許下不了手術台，所以一定要在這之前，了卻最重要的心事。

為“批周會議”上書

直到周恩來去世前三個月，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鄧穎超才把周恩來的秘書錢嘉東、趙茂峰、紀東和趙煒召集到一起，第一次告知他們周恩來的病情。

鄧穎超的聲音有些嘶啞，但卻很平靜。她說：“組織決定，讓我告訴你們四位秘書，應該知道有關恩來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據醫生判斷，不會超過明年春節，你們要有思想准備。”

12月起，趙煒開始每天陪著鄧穎超去305醫院。

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告訴趙煒，在這期間，一向很少談自己工作的周恩來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受到批判。

關於這次會議，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周恩來傳》中，隻有很簡略的記載。

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澤東聽取有關人員的匯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講了錯話。中央政治局會議錯誤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所謂“右傾錯誤”。會上，江青、姚文元別有用心地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污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澤東。會后，江青還向毛澤東建議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在了解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后，先后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肯定了對周恩來的批評;同時又指出: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不要。”

所謂“右傾錯誤”，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結束時，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就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再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由於毛澤東已入睡，周恩來來不及請示，遂連夜與對方舉行了會談，並表示：雙方今后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就此問題交換意見。

這次歷時10多天的會議，是周恩來晚年所經歷的最艱難、最痛苦的時刻。

趙煒告訴記者，那一陣他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但都看出，周恩來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曾在會場外聽服務員三言兩語地說過，知道周恩來在裡面挨批，至於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結束后，鄧穎超與葉劍英共同上書中央，請求為這次批判平反。經華國鋒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趙煒記得，兩大皮箱會議記錄被送到了西花廳。為了保密，鄧穎超獨自看了記錄。直到這時，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來當時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后，根據毛澤東生前的意見，會議記錄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的劉武生告訴記者，2004年他寫《周恩來的晚年歲月》，申請看這次會議的資料，被告知：“中央檔案部門沒有保存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

撒骨灰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在305醫院去世。

當天上午11點，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來到醫院。鄧穎超轉達了周恩來生前的三點請求：不保留骨灰，將骨灰撒掉﹔后事處理不要特殊﹔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

經毛澤東批准，中央同意不保留骨灰，但追悼會和遺體告別照常舉行。

1月11日上午，張樹迎和高振普受鄧穎超的委托，與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三四名工作人員一起，到八寶山挑選了一隻花紋最好看的骨灰盒。

12日上午9點，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和趙煒叫到一起，要他們去看看適合撒掉骨灰的地方。“大姐說：‘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我很高興，因為恩來生前最擔心的就是怕我完不成這件事情。’”趙煒告訴記者。

鄧穎超指示他們，去北京周圍找有水的地方，但是不要留下痕跡，以免日后成為紀念地﹔不要驚動任何人，追悼會結束的當天夜裡，她帶著大家去撒。

高振普記得，他們三人坐車去了玉泉山、八一湖等，但那年冬天非常冷，有水的地方都結了冰，沒法撒，隻好無功而返。鄧穎超將此情況報告了中央。

1月15日下午3點，舉行了周恩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后，汪東興告訴張樹迎和高振普，地點選好了，到時候機長說在哪裡撒，就在哪裡撒。“他說，要把骨灰分四包，所以我們知道，應該有四個地點。”

晚上7點，鄧穎超帶著工作人員，聚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的中間小廳。她將周恩來的骨灰分放進四個塑料袋裡，一邊分一邊說著：“恩來，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可以安息了！”

張樹迎和高振普坐上周恩來生前的用車，鄧穎超由趙煒和醫護人員陪同坐另一輛車，由中央警衛局的車帶路，駛向了通縣機場。

晚上8點，張樹迎和高振普登上一架撒農藥的小型飛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已經等在了飛機上。鄧穎超站在車外，在夜幕下，揮手向丈夫做最后的告別。

在機艙中間，有一個漏斗裝置，底部的孔如排球大小。下方一片漆黑，冷風不斷從漏斗裡倒灌進來，機艙裡冷如冰窖。

張樹迎和高振普捧起骨灰，將之撒在了北京城上空、密雲水庫、天津的海河和山東的黃河入海口。

12點許，飛機降落在通縣機場。

上車后，高振普才發現，他特意揣在自己兜裡的皮帶扣忘記撒了。這是周恩來生前所用的，火化時沒有被燒化。他們打開車窗，將之扔在了機場的草坪上。“因為大姐吩咐過，必須完完全全撒干淨，一點不留。”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去世，享年88歲。

7月1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帶領，周恩來、鄧穎超的親屬代表和工作人員奔赴天津。趙煒捧著鄧穎超的骨灰盒（周恩來用過的同一隻），和高振普一起，將骨灰撒進了天津海河。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