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周總理處理對越關系二三事【3】

陪客人到延安參觀訪問

1973年6月，越南領導人黎筍、范文同率黨政代表團訪華。中方對來自抗美前線的客人給予了十分隆重的接待，我參加了這次接待工作。

身患重病的周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陪同毛主席會見，主持會談和舉行招待會。招待會結束后，我看見周總理把客人送到人民大會堂大門外，並走下台階一直送到汽車前。之后，他又陪同客人到延安參觀訪問。

專機抵達延安機場后，越南代表團成員和中方陪同人員的車隊緩緩進入市區。盡管事先並未通報周總理要來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仍有十幾萬延安群眾不約而同地擁上街頭，致使車隊無法前行。我看見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不得不走下汽車，站在人群裡，像交警一樣指揮交通。半個多小時后，車隊才到達賓館。當時我坐在越南副總理黎清毅的汽車裡，他對我說：“看得出來，延安人民是在歡迎周總理。”

下午在向客人介紹延安情況前，周總理對中方人員說，中午趁大家休息時，他悄悄地登上了寶塔山。為了不讓群眾發現，再造成交通堵塞，總理換乘吉普車前往，並繞道從庄稼地穿過。不料吉普車陷進了泥裡，是地方的同志和警衛人員一起把車抬出來的。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總理已身患重病，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總理登上寶塔山，可能是向延安的父老鄉親作最后告別吧。

隨后，總理陪同客人參觀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舊居和延安革命紀念館。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當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寫給延安人民的復信時，總理停下了腳步說，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囑咐延安人民要“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但這一條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當晚，延安革委會宴請越南客人，總理和陝西省及延安市的領導出席。宴會進行到將近一半的時候，總理站起來面對大家說，解放都這麼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生活還這麼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要當眾作自我批評。說到這裡，在場的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馬上站起來說，黨中央、國務院和周總理對延安的工作和經濟發展始終十分關心，是我們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記住總理的指示，盡快把延安的經濟搞上去。

20多年后我擔任駐老撾大使期間，於1995年回國述職，外交部組織部分在北京的駐外大使、參贊到延安學習、考察。舊地重游，看到延安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想起總理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講話，我思緒萬千，心情無比激動，總理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獻給了黨和人民，深受人民的衷心愛戴，正像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總理心連心。”

向總理遺體告別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舉國悲痛。在“四人幫”的授意下，總理的遺體被停放在北京醫院一個很小的普通太平間裡。當時外交部規定，處長以上干部和高級翻譯可以前去向總理遺體告別，每個處還可以推舉一名群眾代表。我既不是處長，也不是高級翻譯，便主動推薦了自己，但亞洲司的領導不同意，說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輕人前去。下班后，我去部裡政治部再次說明我的願望，一邊說一邊流淚。政治部負責人康曉對我說：大家已經在院子裡排隊准備出發，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站在隊伍裡和大家一起去吧。走進北京醫院，隻見一隊隊解放軍軍官冒著寒風，一邊手托軍帽緩步行進，一邊失聲痛哭。周總理的遺體安臥在鮮花叢中，外交部的人員默默地向總理作最后的告別。

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四人幫”被迫同意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總理設置靈堂。由於朝鮮和越南駐華大使要前來轉送兩國領導人從國內運來的花圈，亞洲司便派懂朝鮮語的譚靜和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值班。我們在現場看見解放軍軍樂隊的隊員一邊吹奏哀樂，一邊流著淚，情景極為感人。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當時北京市已向各單位打招呼，讓人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但我還是去了。那天，隻見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已經成了花圈的海洋。廣場裡停放著許多自行車，雖沒有上鎖，但秩序井然。我看見有幾個解放軍戰士推著一輛平板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大花圈，落款處寫著“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前詢問：“解放軍怎麼也敢來天安門?”其中一名戰士說：“悼念周總理，有什麼不敢？”不久，上級正式下達了不准去天安門的命令，接著便要求大家將抄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上交。我悄悄地用糨糊把抄寫的詩詞貼在床板下面，躲過了檢查。

30多年來，中國國家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作為外交戰線上的一名老兵，此時此刻更加懷念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