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與我的阿爾巴尼亞情緣

　　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和陳毅參觀地拉那。

1966年7月，周恩來第三次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中國駐阿使館接見全體中國留學生及

在阿工作的中國文化專家，最后一排右三為本文作者。

鄭恩波的部分著作、譯作

　　在我家書櫃最顯眼的位置，展放著周恩來總理逝世后，《人民日報》編輯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五洲的懷念》。每當自己出版了作品，我總是把樣書放到這本文集的前面，讓敬愛的周總理第一個看到我的成果。等到下一次再有新書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換下來，迄今已換了42次……

　　與周總理結緣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歷史老人的安排，亞得裡亞海岸的“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成了與我們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隨著中阿友誼蓬勃的發展，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緊缺的人才。

　　1964年，我從北大俄語系畢業后，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奔赴遙遠的阿爾巴尼亞留學3年。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國專家在阿工作的任務回國以后，有5個中央部門搶著調我去工作，其中總參某部和人民日報國際部為調我爭執起來，最后爭到周總理那裡。因為新中國建立以來，報紙的國際宣傳工作，一直是在周總理領導下進行的。周總理對人民日報國際部負責人戴楓同志說，最近一個時期，他在報紙國際版上，經常讀到署名“紅山鷹”的阿爾巴尼亞通訊，文章寫得不錯，看來作者是懂阿爾巴尼亞文的。為了加強報紙對阿爾巴尼亞的宣傳，國際部是否可以考慮調這個“紅山鷹”到報社工作？

　　戴楓同志告訴周總理，“紅山鷹”正是他們要調的鄭恩波。周總理高興地說，這樣的話，鄭恩波還是到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合適。於是，總參某部便把事先准備好的調用材料主動轉交給了人民日報社。報社以“特事特辦”的辦法給周總理打了調人報告，總理很快作了批復。這樣，人民日報國際部便很順利地從我所屬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把我調到了人民日報社。

　　當年9月16日，我滿懷一個貧寒的車夫之子徹底翻身，當了國家主人的幸福感、榮譽感和非同一般的責任感、使命感，興沖沖地走進王府井大街277號雖不很高但卻顯得異常神聖、庄嚴的人民日報社大樓，成為該報的翻譯、記者，以筆為武器的新聞戰士。這件事樂得我幾天合不攏嘴，我反復地想：一個剛30歲的毛頭小伙子，能得到馳名中外的偉大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文武雙全的一國總理周恩來的關注與重視，這不僅是我們鄭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榮耀，而且也是故鄉蓋州乃至營口地區歷史上的大喜事啊！

　　44年前，在周總理親自關心下，我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是我一生中邁出的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因為這一步為我終生的事業定了位，鑄就了我平生既從事新聞報道、文學翻譯，又搞文藝評論的三棲文人的模樣，並激勵我為成為一個真正的阿爾巴尼亞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周總理是塑造我這個文學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綜合形象的設計者。

　　到報社不到10天，領導就囑咐我做好陪同即將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的工作。10月16日，周總理要接見代表團，由我擔任現場翻譯。我既高興，又有些緊張，心裡想：一個月前，周總理批准我調到報社工作，現在馬上又要我給他老人家當翻譯，我也太有運氣了。但是，一旦譯不好，譯的過程中打奔兒，怎麼辦？我知道周總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語與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交談。阿文與法文比較接近，我怕有的詞譯不准，影響周總理的情緒，甚至影響整個接見。而且，不久前，周總理與蘇聯總理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晤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如果總理談話中涉及到此事，政治術語更要譯得准確無誤，不能出丁點兒差錯。想到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團的資深記者戴楓同志見我惴惴不安的樣子，便很體貼地給我打氣：“要有信心，保持平靜、沉穩的心態。總理特別慈祥可親，很體諒翻譯。你大膽地譯，就像在一般場合一樣，沒問題……”戴楓同志如兄長般的關心與鼓勵，讓我緊張的心情平靜了許多。

　　下午4點整，在人民大會堂一個不太大的會客廳裡，周總理面帶笑容，精神矍鑠地出現在大家面前，親切地與每一個人握手、問好。戴楓同志指著我告訴總理：“這就是我們剛剛調進報社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鄭恩波同志。”

　　周總理像長者對待孩子那樣親熱地看了看我，握著我的手用力地搖了兩下。這一握蘊含著他老人家對后生晚輩無限的關愛、信任和厚望，我頓時感到太陽穴的血管怦怦跳得好厲害，腿腳和雙手變得輕飄飄的。

　　周總理接見外賓的講話，向來都是書面體的，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對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的講話，同樣具有這一特點。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主要是就自己不久前與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晤一事，向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交了個底。口氣極為真誠、親切，是隻有對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講的體己話，措辭言簡意賅，概念清晰精確。我越譯信心越足，越流利，主賓雙方的臉上都露出會心、滿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緊張了，呼吸也平穩下來。突然，總理轉過臉來，和藹可親地問我：“最近，報刊上發表了毛主席關於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的新語錄，就是‘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的那一段，你會背了嗎？”我難為情地回答總理：“還不會。”總理說：“這樣吧，我一句句地說，你逐句譯。”於是，總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長長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語錄從頭到尾背了一遍，我也不打奔兒地譯了每一句。

　　接見結束后，周總理要和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們一起照相。按慣例，我和參加接待的同志們都自動地閃在一邊。周總理一邊向我們招手，一邊說：“都過來，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對外賓繼續解釋說：“翻譯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從前，他們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從來沒有他們的份兒。現在，我們就要改變過去的做法。”總理的這幾句話是我沒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頓時變得更加絢麗多彩起來，我跟在戴楓和接待組的幾個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排一個不顯眼的位置上。第二天，這張對我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報》上登了出來。這張照片是我一生全部照片中最珍貴、最富有光彩的一張！

　　圓滿完成了周總理接見代表團的翻譯任務，接待組的全體同志感到輕鬆了不少。晚上，戴楓同志與我聊了許多，他說：“這次我們調你來報社工作，驚動了總理，他老人家講了話，不然你是調不來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別辜負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們國際部很幸運，多少年來，一直在總理直接領導、關懷下開展國際宣傳工作。總理多次要求我們都成為自己負責的國家的研究專家，要精通一國或幾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外交、軍事情況……你很年輕，剛到30歲，要有信心，努力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

　　永遠銘記周總理的恩情，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這是我調到人民日報社，特別是聽了戴楓同志轉達的周總理對從事國際宣傳的人員的要求之后，在心裡立下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