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曾經志同道合的周恩來和蔣介石為何越走越遠？【2】

為了拉攏周恩來，蔣介石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特意宴請周恩來。席間，他對周恩來和另一位作陪的共產黨員惲代英說：“你們都是我的江浙同鄉，凡是同我共過事，在一起訓練過軍隊、打過仗的共產黨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來兄能與我一道北伐。”

　　周恩來婉轉地拒絕道：“此事隻能由中共中央決定，我個人難以抉擇。”

　　“你真頑固呀，我本想請你開誠布公地談一談，可你……你吞吞吐吐，這樣吧，等北伐勝利歸來，你再回黃埔來。”

　　“四一二”政變發生后，周恩來與蔣介石徹底決裂。面對蔣介石的反革命囂張氣焰，周恩來冒著腥風血雨，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組織領導武裝暴動，由此走上了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道路。蔣介石惱羞成怒，曾緊急下令懸賞8萬元緝拿周恩來，卻無果而終。

　　談判促合作抗日

　　轉眼到了1936年，蔣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擁兵自重的大小軍閥，並將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趕到貧瘠閉塞的陝北荒原之后，他躊躇滿志地認為，徹底鏟除異己分子的時機已到。12月初，他親自飛往西安，督促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加緊“剿共”，妄圖將在陝北落腳未穩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及其紅軍部隊一舉殲滅，不料反被不滿於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張、楊兩位將軍發動“兵諫”，給軟禁在西安城裡。

　　“西安事變”爆發后，應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邀請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來盡棄前嫌，再次出山，充當蔣介石內部糾紛的調停人，以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於對國內復雜形勢的清醒認識，周恩來高瞻遠矚，提出了“保蔣安全”的方針。12月17日，他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為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這個意見為毛澤東和黨中央所首肯。與此同時，周恩來又耐心勸告張、楊，認為不宜殺蔣，並從12月23日起，他和張學良、楊虎城一道，與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開始了正式談判，宋美齡明確表示贊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主張。

　　12月24日晚，周恩來由宋子文、宋美齡陪同，會見了蔣介石。望著躺在床上、顯得有些緊張的蔣介石，周恩來先對他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點點頭，嘆了口氣，然后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回答道：“隻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待蔣介石的情緒緩和下來以后，周恩來才心平氣和又鋒芒逼人地質問道：“我們要求停止內戰，你為什麼不停？”

　　“我等你們到西北來。”

　　“我們已經到西北一年多了。”

　　蔣介石無言以對，難堪萬分。周恩來隨后向他闡述了中共的有關政策，嚴厲地指出如他一意堅持內戰，隻能加速滅亡。蔣介石最終作出口頭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此后不久，蔣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自1937年2月起，國共兩黨開始不斷接觸，商談再度攜手、共同抗日的問題，初步達成了紅軍改編為三個師等有關問題。代表中共出面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談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來擔當。3月下旬，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飛抵杭州，同蔣介石直接會談。兩人相見后，周恩來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場：中共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謀求同蔣介石和國民黨合作，但決不能忍受投降、收編的誣蔑。中共反對各省的倒蔣分裂運動，但蔣與南京方面應該給以機會，提高他們對抗日民主的認識，以徹底實現和平統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幾點合理的具體要求：一是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是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四萬余人﹔三是三個師以上須設總部﹔四是國民黨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訓人員﹔五是紅軍學校須辦完本期﹔六是紅軍防地須增加。

　　蔣介石在表示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轉入正題說：中共在幾個月后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干，他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紅軍）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