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來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與毛澤東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方針、政策，並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有成效地貫徹執行，使社會主義新中國一掃舊中國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敬和贊揚，很多世界政要都稱贊他“是一位卓越的談判家”“是世界上罕見的偉大外交家”。

尼克鬆：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鬆曾於1972年和1976年兩度訪華，是第一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期間，他與中國政府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聯合公報》是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指導雙邊關系的文件。它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

作為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與周恩來的接觸中，被周恩來那種偉大的精神氣魄和寬廣的胸懷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來是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人，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一個擁有強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鬆在《領導人》一書中這樣寫道：斯大林執掌蘇聯時期，有位難以對付的外交部長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位美國談判代表：“要是你們認為我們難打交道，那等你們遇上周恩來的時候再看吧!”

當我們真的遇上周恩來的時候，我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形容的那種僵硬的談判者。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但作為一個講求實際的中國人，他承認他需要我們。

我們之間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求同存異，不加劇分歧。中國領導人希望緩和由於與蘇聯決裂而出現的四面受敵的狀況。我們認為結束中國政府的“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們也看到了用三角外交幫助遏制蘇聯的機會。和解的共同願望雖然有了，但是還得要用一個公報明確我們的關系，還得要解決許多技術性問題。

在我們的談判中，我認識到對周恩來來說要突然放棄他的決定於他的意識形態的外交立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的現實主義者，因為正如他對基辛格所說：“舵手在掌舵時一定要利用潮流。”

當我們討論到美國在日本和太平洋駐軍的問題時，我知道這個問題特別敏感。我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國從日本撤軍並廢除美日共同防御條約。於是，我指出，我們的政策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盡管它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原則相抵觸。我說：“美國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別人仍將在那裡捕魚。”我指的是蘇聯人。我補充說，那時日本不是與克裡姆林宮和解，就是重新武裝，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想家，他決不會直言不諱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評論便改變了話題。但是在場的人誰也不會弄錯，他的沉默隻可能意味著同意。

我與周恩來除了一起吃飯、參加宴會和其他公開活動以外，正式進行單獨會談也有15個小時以上。我留下了4點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備、高明的談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鎮定態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驚人。在我們的一些時間比較長的會談中，我注意到，隨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聽著譯員低聲翻譯的單調的聲音，雙方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歲的周卻始終頭腦敏銳，精神抖擻，聚精會神。他從不離題，從不講廢話，也從不要求休息。如果我們對公報措辭有一個分歧在下午會議上沒有解決得了，他並不把問題留給助手，而是在當天余下的時間親自與基辛格會談來解決。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鄉間度過了一個寧靜的周末剛回來一樣精神。他日理萬機，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

他是我見到過的領導人中准備最充分的一位。他在會前已熟悉了情況，隻有在技術性很強的細節上才問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對我說，周的談判技巧會使我感到驚異。此話果然不錯。大部分談判不但涉及實質性問題，也涉及象征性問題。我與毛澤東會見后，周恩來和我坐下來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談。開始時，周恩來提出了一個象征性問題，巧妙地考驗我的決心，看看我到中國來這個行動是否說明我准備放棄過去堅持的觀點。

“正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他說，“可是杜勒斯不願這樣做。”

“可你說過，你也不願同他握手。”我回敬說。

“不見得,”周恩來回答說，“我本來是會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便在桌上把手伸過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來似乎對這個話題發生了興趣。他接著說：“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來不想那樣做，可是他沒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隻好用右手端著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

周恩來又說：“但在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為國際上都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們已經沖破了老框框，”我表示同意地說，“我們現在是按每一個國家自己的行為來看待它，不是把它們籠而統之歸為一類，也不因為它們都堅持這種哲學就說它們都是漆黑一團。我願誠實地告訴總理，當時我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成員，所以我的觀點與杜勒斯先生一樣。但是，后來世界變了，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系也必須變。”

周恩來是個頑強堅毅的人，但是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的過程中他是靈活的。對於公報中關於台灣的部分，我們雙方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也不能拋棄台灣，他不願放棄也不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他想要用公報來肯定這一要求。我們最后達成了折中辦法，就是雙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語言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主要應當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目光始終放在主要問題上的周恩來知道，中國與美國的新關系比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佔上風更為重要。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他始終鎮定自若，從未失態。與赫魯曉夫的滑稽動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裝模作樣形成對照，周恩來從不提高嗓門，從不敲桌子，從不為了強迫對方作出讓步而揚言要中斷談判。1976年，我對周恩來的夫人說，她的丈夫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始終態度堅定而不失禮，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講起話來越是平和。我認為他之所以能這樣從容鎮定，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於他所受的鍛煉和閱歷，但是也反映了他的成熟和自信。俄國領導人顯然認為在助手面前必須拿出威嚴來，但周從不認為有這樣做的必要。

周恩來是一位很有造詣的詩人，有時以詩喻事。有一次，周恩來借毛澤東的《詠梅》詞隱喻美國1972年的總統選舉，暗示希望我獲勝。周恩來說：“主席這首詞的意思是，一件事的開創人不一定是收獲人。到了花開滿樹的時候，他們也就快退去了。”周恩來接著說：“你是開頭的人。你也許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