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憶周恩來:贊鄧小平工作"舉重若輕" 自嘆不如【2】

　　毛主席曾指名道姓批評周恩來等同志

　　周總理制訂、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他的貢獻非常大。

　　“一五”計劃是從1952年著手編制，到1955年提交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前后整整用了三年多的時間。

　　1952年年初，根據周總理的提議，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6個人組成領導小組，組織領導“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同年8月試編出《五年計劃輪廓草案》，並組成以周總理為團長、陳雲和李富春同志為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到蘇聯，征詢蘇聯政府對我“一五”計劃的意見，同時商談蘇聯政府援建我國進行經濟建設的具體意見。那時，周總理和陳雲同志在蘇聯大概逗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兩次會見了斯大林。這說明，蘇聯是重視我們的。

　　1955年3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了“一五”計劃草案，並建議由政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批准頒布實施。據我回憶，在陳雲的指導下，計劃草案曾經進行過五次重大修改。周總理也經常主持召開政務院的會議，對計劃的細節一一加以研究。

　　“一五”計劃編制得很好，執行的結果也很好，得到了黨內外人士的贊揚。就是說，當時的黨內外人士都很滿意。

　　“反冒進”的問題很重要，我們都反過。

　　從1957年秋開始，毛主席開始批評“反冒進”，通過一系列會議進行，並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等同志。

　　對毛主席的批評，周總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向中央請示報告，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策問題的時候，也來不及仔細地分析和研究。這就是周總理的檢查。我看周總理在那時侯隻能夠如此答復。你再能說什麼呢？

　　批評“反冒進”是不適當的，批過了頭的，為以后的“大冒進”開了綠燈。實踐証明，不適當的過火的批評，挑毛病，不利於而是有害於發揚黨內民主，不利於而是有害於保証黨的決策的正確性。這次批評“反冒進”，歷時半年多，其影響所及，在黨內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一種標志。它標志著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比較正常向不正常的發展，以后發展成“一言堂”。這些我們都是有深切感受的。

　　周總理去世 薄一波沒資格參加追悼會

　　周總理說“舉輕若重”，實際上，他是非常謹慎的一個人，凡事都是直接報告毛主席、黨中央。那比較我們這些人，就不知細致了多少。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開除黨籍，解除一切職務，抓起來，關起來，監護了四年半，我就再沒有見過周總理。監護期間我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因為周總理去世了，要在那裡開追悼會。我們也要求參加。人家告訴我們說沒有資格。

　　后來我對我的女兒說，有什麼委屈呢？我們自己也可以追悼，搞幾塊黑布蓋上去，自己也在那個地方講講周總理的歷史，講講周總理的為人，我們也盡了我們的心了。我對周總理的感情不能說不深，盡管我被監護后再也沒有見到他了。

　　閻錫山：周恩來真是一個大人才

　　1928年我們山西開了一個會，那時候講究這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結果把當時活躍的知識分子開除出黨。這個時候周恩來作了指示，說這是不對的，沒有知識分子的領導也是不行的，知識分子已經為工人階級服務了，加入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那個時候我並沒有認識到。

　　1938年，恩來同志率領八路軍的將領包括徐向前等到太原。這個時候我可以參加閻錫山的會議，和閻錫山單獨接觸，建立了上層統一戰線。閻知道我是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因此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們還是他的下級。恩來同志到了太原，在我小時候讀書的地方國民師范學校的禮堂講話，禮堂很大，能夠容納3000人。結果那天聽演講的人把玻璃什麼的都擠碎了，外面全擠的是人，滿滿的。我說，用個擴音器吧。恩來同志看不起那個擴音器，扒拉到旁邊。那麼個禮堂，誰都聽得見恩來同志的講話。那一次在山西轟動得很。閻錫山就說：人才都跑到共產黨那一方面去了。現在看起來，咱們看錯了，人家那個地方有人才，實干，真正地能夠干出活來。

　　雁北13縣失陷以后，成立了一個戰地動員委員會，鄧小平在那兒負責，要成立這個戰地動員委員會，歸共產黨領導。我剛到閻錫山那兒，閻錫山的指揮所就在太合嶺口那個地方，他就談起這個事情了。他說：真有人才，周恩來真是一個大人才，我請他寫一個作戰計劃，人家沒有用一天的工夫就給送來了。咱們沒有這個人才啊！人才都在那一方面。閻錫山看了這個作戰計劃后，他一個字也沒有改動。閻錫山對恩來同志很稱贊的，他連說：人才！人才！真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