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余
2019年12月13日15:1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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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變化,並不斷根據這種變化調整對外政策。在國際政治風雲變幻的復雜情況下,周恩來帶領中共南方局准確判斷和把握局勢,對不同帝國主義國家、對同一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同時期政治態度加以區別,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捍衛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及時制定、調整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為實現中共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作用搭建了國際政治舞台。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制定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對外工作方針。但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被國民黨政府“封鎖得鐵桶似的”,敵后抗戰情形外界很難獲悉。為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和支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利用在國統區工作的便利條件,廣泛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活動,搭建與國際社會聯系、交往的橋梁,爭取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開拓了中共對外交往的新局面,在發展國際統一戰線、奪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中共也由此走向世界。
起伏——中共南方局外交實踐所反映的中共外交戰略之演進
抗戰之初,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參與了黨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在國內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奔走的同時,他也是中共中央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在中共中央確定抗日外交方針和“加緊對外宣傳,力爭國際援助,實現對日制裁”的原則下,周恩來於1939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內部正式成立了對外宣傳小組,組長王炳南,副組長陳家康,主要負責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和聯絡工作,並規定其主要任務為宣傳、交友,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了解國際形勢,重點是美、英等國對華政策,以及各國各界在華人士的政治態度和動向,以影響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擴大國際統一戰線。而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美、英等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關注中共的政策主張,雙方開啟了由封閉對抗走向溝通合作之路。
1940年前后,美、英兩國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企圖以犧牲中國來換取自己的安寧,這一舉動嚴重影響了中共對其的信任,中共中央一度不再強調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周恩來也認為“英法反動政府為世界反和平的先鋒”,“美國表面上雖然中立,但實際上是支持英法帝國主義的”,他們是“企圖從犧牲和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上,從分裂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及引導中國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協的出路”,“以換取它們在遠東利益的保持”,美、英本質上是“與德、意、日互相爭奪世界霸權的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在此形勢下,中共南方局警惕地、敏感地注視著美、英等國一切可能危害中國的對日妥協傾向以及會導致中國國內妥協投降的傾向,抨擊他們綏靖日本的做法。但這種批評和抨擊是為了促使其堅持反對日本侵略的立場,一旦他們援華制日的態度趨於明朗,立即表示歡迎。
1941年下半年,蘇德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中共也重新確立抗日國際統一戰線。周恩來認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世界戰爭的壁壘最后分明了”,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偉大結合的開始”,“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更應聯成一體,休戚相關”。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這使中共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廣闊的活動舞台。自此以后,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中共南方局努力爭取與美、英建立對日合作,爭取美、英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抗戰建國的主張及中共軍隊的抗日實力,使之重視中共抗日力量,從而影響美、英政府的對華政策,通過他們牽制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以便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強調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希望並歡迎有外來援助,但他始終主張抗戰要具有民族立場,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他認為:“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們抗戰的基本國策,運用友邦對日矛盾及爭取外援是服從於基本國策的對外政策。”他還多次批評單純依靠國際援助的錯誤,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沒有不靠自力更生,專靠外援而能戰勝強寇收復失地的。”中國的抗戰勝利,“必須從加強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 ,“我們絕不能因為需要外援,便放棄我們進行民族解放的立場,而介入或附屬於世界帝國主義的爭奪戰爭中去”。周恩來的這些重要觀點對於中共南方局開展對外交往活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努力——在“宣傳出去,爭取過來”中拓展國際活動空間
中共南方局對外交往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展開的,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迥異和國民黨的限制、封鎖,使中共長期與外界隔絕,不被國際社會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英、美、蘇等國的外交重心仍然放在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身上。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共的了解和支持,周恩來確定了中共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宣傳出去”,就是要把中共的政治主張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日軍民對抗戰的貢獻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就是把國際上一切愛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共和正義事業的力量爭取過來,建立和發展國際統一戰線。
為了在國際上發出中共的聲音,中共南方局利用多種渠道“宣傳出去”。首先,利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兩大陣地,宣傳中共團結抗戰的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周恩來經常就國際形勢及時發表文章或談話,解釋疑慮,指出發展的趨向,使外界及時得悉中共的各種觀點和反應,他的許多論述常常成為國際上權威觀察家、評論家引用的論據。從1941年9月起,周恩來就指示抽調羅清、蔣金濤負責編譯出版英文小冊子,內容主要是《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對局勢的談話,解放區建設情況和外國朋友寫的解放區見聞等,出版后向外國記者、外國使館和各國友好人士散發﹔其次,利用國共合作的合法身份,周恩來領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開展對日宣傳和國際宣傳活動,開設了外語對敵廣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語等語種對外廣播宣傳,並創辦世界語刊物《中國報道》半月刊,寄給50多個國家的世界語組織和個人。一般情況下,該廳每周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將中國的抗戰情況介紹給外國通訊社記者,使各國及時了解情況﹔再次,建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香港為中心拓展海外宣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辦事處創辦《華僑通訊》,面向廣大華僑宣傳中共抗日主張,並刊登大量來自抗日前線的報道,反映中共領導人民群眾抗戰的業績,揭露日軍暴行。海外許多華僑報刊紛紛轉載該刊文章。辦事處還“走出去”,先后派出王任叔、杜埃、陸詒、董維健、胡愈之、沈茲九、金仲華、胡一聲等人到菲律賓、檳城、紐約、印尼、新加坡等地協助華僑創辦抗日報刊,以加強中共的海外宣傳、聯絡工作,動員華僑青年回國投身抗戰。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要求中共南方局外事人員以交朋友的方式,主動接觸各國駐華使節、記者及各界友好人士。周恩來指出,對外國朋友,要把門打開,不要怕人家看,要爭取他們看了以后,把這裡的實際情形宣傳出去。要主動,不要被動。目的是讓他們對中共有一個真實的了解,相信中共有能力戰勝敵人。同時要用各種材料証明中共將來有建設國家的能力。他還要求,在宣傳中提供的材料要真實,要合乎實際,既要宣傳好的方面,也不能隱瞞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隻有這樣的宣傳,才能提高中共在國內外的地位。在重慶期間,中共南方局與大部分駐華記者和國際友人都保持了友好交往,如外國記者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福爾曼和白修德等,美國主教魯茨,美國作家貝爾登、海明威、魯斯夫婦等。中共南方局的民間外交取得了空前成功,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延安之行便是其成功之作。
在周恩來等人的外交努力下,中共南方局的國際宣傳收到了明顯效果,達到了“爭取過來”的目的。一方面,在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感召下和中共抗日宣傳下,爭取到蘇聯、美國等國家的道義上的支持和部分物資援助,而且廣大海外僑胞和各國人民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積極支援中國抗戰。僅1938年秋至1939年夏,華僑捐贈的寒衣、暑衣、軍用蚊帳等便有1000多萬套。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海外華僑月捐已達到1350萬元。從抗戰爆發到1942年,華僑認購的救國公債達11億元之巨﹔另一方面,增進了各國對中共的了解,使他們不僅聽說而且看到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戰績和敵后抗日力量的威力,他們中的一些人初步改變了對中共的印象,對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態度,逐漸改變了對共產黨全面否定和對國民黨支持的態度,並開始重新評估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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