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與周恩來：雖是兄弟，寸步不讓

“我給你講講我第一次見毛主席吧。”2011年1月的一個下午，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老先生笑著對《小康》記者說。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時，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的張治中主動讓出重慶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家——桂園，讓其成為毛澤東、周恩來的辦公會客之處。然而，下面這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卻是張一純珍視一生的回憶：當年，張治中夫婦搬走，14歲的張一純從樓裡搬到傳達室住。一天，毛澤東要理發，警衛從外面請來師傅在一樓的平台上給毛澤東理發，張一純正巧在一邊打彈子玩，他看見理完發毛澤東站起身，禮貌地對理發師傅說：“謝謝！”邊說邊與師傅握了握手，並從兜中掏出香煙來請師傅抽。“他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對人非常客氣，還給理發師傅讓煙。”這樣“出乎意料”的一幕，讓張一純記到現在。

　　讓老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父親與共產黨人的友情。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來曾評價說：“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張一純看來，父親之所以能不與共產黨人打仗，在於“他做任何事都是對事不對人，他最樂意見的就是中國人可以團結起來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

　　張一純覺得，有一件事或許可以體現父親與共產黨的淵源。當年，張一純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書時，有一天忽然接到父親來信，讓他到位於河西走廊的山丹中學求學。去了后，他才知道這是共產黨辦的學校，校長是國際友人艾黎。“這裡條件很艱苦，住的是草屋，土磚搭的床，草墊上放棉被。一天，教電工學的意大利老師因為給共產黨送電台被抓，艾黎讓我坐車從山丹到蘭州，連夜趕500公裡的路找人求助。”

　　張治中與共產黨“結緣”，多少得益於周恩來。張治中在1924年於黃埔軍校任職時與周恩來結識，從此后，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兩人雖在談判桌上數次強硬對峙，在桌下卻把酒言歡。

　　2011年的一個下午，在北京冬日的暖陽下，張一純老先生接受《小康》記者專訪，回憶父親的戎馬一生，回憶父親與“周叔叔”50年的兄弟情。

　　“鬧喜酒時，父親把周叔叔灌醉了”

　　張治中，字文白，安徽巢縣人，1890年10月出生在一個貧苦手藝人家庭，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蔣介石也出身於保定軍校，張治中與蔣是同學，從此，張治中開始了與蔣介石長達二十幾年的合作，並始終是蔣最信任的軍政要員之一。

　　張治中在黃埔軍校期間，和中共幾位黨員的關系非常好。周恩來是黃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張到黃埔后，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張治中還曾一度申請加入中共，並密商於周恩來。周表示很高興，但說要請示組織后才能答復。過了一些時候，周回復說：“中共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的目標較大，兩黨曾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入黨，此時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適當時機為宜。但中共保証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張一純說，“對於朋友們來說，我父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鄧媽媽(鄧穎超)請我到她家做客時曾說父親很愛講笑話，別人哄堂大笑，而他卻繃著臉一點也不笑。還講起1925年我父親參加她與周叔叔的婚禮，鬧喜酒的時候把周叔叔都灌醉了。”

　　當時，國共兩黨斗爭甚為激烈，黃埔軍校內的國共斗爭，實際上是社會上兩黨斗爭的縮影。學生中分成兩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另一是國民黨右派領導的“孫文主義學會”。張一方面為蔣所重用，另一方面又與中共關系密切，所以成為兩派的爭奪對象。張認為革命事業才開始，國共兩黨隻宜團結，不應分裂，因此對兩派斗爭並不贊成，但在行動上多左傾，偏向“青年軍人聯合會”，以致蔣介石起了疑心，蔣曾密詢親信王懋功：“張治中是否共產黨？”王力言流言不足信，為張說了很多好話，蔣才釋然。

　　1927年，國共內戰爆發。張治中為避免與中共作戰，退守二線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從此主持國民黨軍事教育，長達十年。作為“軍事教育家”的十年間，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際，張治中才出馬帶兵。

　　雖是兄弟，寸步不讓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張治中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與作為共產黨首席代表的周恩來一起進行過多次和談。其中，最有名的兩次是1945年的重慶談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談。

　　張治中多次向蔣介石諫言要“聯共”，以致有一次，蔣介石勃然大怒，說：我是在和共產黨代表講話嗎？但蔣介石也從中看出了一點門路：一、張治中是可以打通國共對立堅冰的難得之人﹔二、張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領袖如周恩來所樂意會見、接談之人﹔三、張治中還是能夠把中共方面的真實想法轉達呈送的合適之人。

　　1945年，國民黨政府主張國共和談，毛澤東欣然同意。為了安排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相關事宜，周恩來提前來到重慶安排，張治中不僅讓出住所，並在安排警衛時也是煞費苦心。張一純回憶說：“周總理和父親談具體事宜，我跟在身邊，所以聽到他們的談話。爸爸說：‘為了保護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備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來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如果發生任何事情的話責任都會給你，不如還是找重慶警備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

　　經過四十三天的艱苦談判，這次和談達成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協議簽定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張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當晚，周恩來在桂園擺酒席感謝為毛澤東服務的工作人員，張一純也參加了，周拉著張一純的手說：“我和你說幾句話，你在哪上學？”“德精小學。”“功課怎麼樣？”“我算術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有什麼行的？”“語文好。國民教育行，地理常識也行。”“有一門精通的就行。你找個本子來，我給你題詞好不好？”說完，周恩來在張一純的本子上寫下：光明在望，前程萬裡，新中國是屬於你們青年一代的。——一純世兄。“周叔叔，您怎麼寫‘一純世兄’啊？”“這表示我是你父親的弟弟。”周恩來拉著張一純的手說。

　　說是“弟弟”，此言並不是周恩來的客套話。周恩來雖然在談判桌上寸步不讓，在工作時可以與張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園做客時，周恩來卻總會謙虛地坐在張治中沙發旁的腳凳上，有時留在桂園吃飯，周也會高聲談笑，對張一純打招呼說：“一純，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飯啊。”說到周恩來時，張一純充滿了歡樂與親密。

　　1949年1月，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李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請張治中負責和談。臨行前，張治中特別趕到浙江溪口，向已下野的蔣介石辭行，蔣隻說：“你這次負擔的是一件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 4月1日，北平和談開始。經過10多天的會談，4月13日，中共代表團寫出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稿，南京代表團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於是，15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宣布協議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簽字，否則中共即大舉過江。在會上，張治中表示：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而周恩來則指出，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斗爭，絕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他還預言：該協定在南京代表團，在南京當局，在南京方面愛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們也料到，南京的好戰分子是一定不會接受的——其實，任何的東西他們都不會接受。

　　對於協定，李宗仁猶豫，白崇禧反對，蔣介石則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20日，國民黨中常會發表聲明，表示絕對不能接受協定！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

　　和談破裂，南京代表團的去留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在面前。張治中囿於從一而終的倫理，反復強調：“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破裂，理應回去復命。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復命。”當時的張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悶，思想斗爭很激烈。由於多年蔣介石對張治中的賞識和重用，張總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對此，周恩來坦誠指出：“你這是封建道德，你為什麼隻為一個人著想，而不為全國人，為革命著想？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來接代表團的專機上，走下了張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當時從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對於張一純來說還如在眼前。“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兩點多鐘，父親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鄧士章先生打來電話說：張先生有電報來，讓你們乘飛機去北平。一切我們都准備好了，早晨6點前派車去接你們，請做好准備。6點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車來了。我們迅速裝上行李，離開了家。汽車一直把我們送到機場。我看到飛機沒有按照慣例停在候機大樓前的停機坪上，而是遠遠地在起飛跑道上等候。汽車一直開到飛機前，我們剛跨進機艙，飛機就起飛了。當天下午平安到達北平西郊機場，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代表葉劍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