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摔傷右臂真相：江青致其墜馬 【2】

到莫斯科療傷

8月27日，大家聚集在延安東門外的簡易機場上，為周恩來送行。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恩來回來時，能看到他伸出一隻揮動自如的右臂。

飛機快要起飛了。正在馬列學院和母親任銳一起學習的孫維世騎馬趕來，纏著鄧穎超要求帶她去蘇聯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專業。鄧穎超很喜歡這個嬌憨的養女，也同情她要求出國深造的志願。周恩來微皺眉頭：“要去，也得經過組織批准。”孫維世一聽，策馬飛奔，趕到棗園，求毛澤東批准。毛澤東笑著簽了個字。孫維世高興地手舉著毛澤東的批示又策馬奔回機場，穿著草鞋，隨周恩來、鄧穎超上了飛機。

同行的還有王稼祥、陳昌浩和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專家李德等，先飛到蘭州，然后帶上劉少奇的子女劉允斌、劉愛琴，高崗的兒子高毅，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一起前往。

這次周恩來到蘇聯治手臂，毛澤東有兩件要緊事需要周恩來去做，一件就是將討厭的瞎指揮紅軍吃敗仗的德國軍事顧問李德“捎”回共產國際，二是去看望賀子珍。

飛機將周恩來一行送到迪化（今烏魯木齊），然后等蘇聯派飛機來接去莫斯科。迪化對於當時的中蘇關系極為重要，蘇聯援華的武器、彈藥、航空汽油等物資都要經過新疆的公路和阿拉木圖至蘭州的航空線運送。鑒於新疆的極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駐有代表。

周恩來在迪化聽取了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和陳潭秋匯報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擠走中共代表的情況。周恩來分別會見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員、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指戰員、長征時部隊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戰員以及進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向他們介紹內地的抗日戰爭形勢，詢問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並勉勵他們堅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還向負責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進步文藝界人士的情況。

為了和緩中共代表與盛世才的關系，周恩來幾次會見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盛世才當年為了與蔣介石對抗，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黨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軍到新疆。陳雲、滕代遠、鄧發、周小舟等人代表共產黨與盛世才協商，並達成協議，盛世才同意建立中共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設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結構的兩層樓裡，對外稱“南梁第三招待所”。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路過新疆，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在筵席上，盛世才適時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顧左右而言他，此事后來便沒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沒有實現，便直接跑到蘇聯去見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圍拱蘇聯的安全，立即讓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1938年2月，中共中央應盛世才的邀請，從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還有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擔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員。毛澤民先后任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代理廳長等職，在整頓財經、稅收，改革貨幣、金融，穩定新疆市場物價，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來到新疆工作，對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共產黨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運動。茅盾、杜重遠、薩空了、趙丹等都曾在新疆講學和辦報、演出。

盛世才與蘇聯和中共建立聯系，是想借助蘇聯和中共來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向國民黨鬧獨立性。而蘇聯是想穩住他，求得邊界平安，不讓新疆淪為日本或美國的勢力范圍。中共則是想擴大統一戰線，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的通道。盛世才心知肚明，所以，隻一年，他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發生急劇變化，自恃自己勢力坐大，開始對中共採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與共產黨、國民黨並稱為中國平起平坐的三大政治集團，又以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領袖自居，而且還狂妄地把自己與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毛澤東一起並稱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六大領袖”。周恩來在這個微妙時刻與盛世才會談，有一定的危險性。雙方見面時，周恩來的貼身警衛高度緊張，腰中揣著兩支手槍，與周形影不離，不敢有絲毫鬆懈。

第一次見面盛世才還算斯文，設宴歡迎，邀請了杜重遠作陪。席間，周恩來向杜重遠詢問了茅盾和張仲實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建議在新疆學院開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杜重遠欣然接受，表示要親自講授，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激發新疆學院師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

周恩來與盛世才一共見面4次，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臉面，傲慢地對周恩來提出：“我不允許你們共產黨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你們應該立即將你們的政治局委員鄧發召回去，我不想見到他。”並怒氣沖沖地威脅道，“如果再讓我見到他，老子就斃了他！”周恩來感到了事態的嚴重和鄧發所處的險境，果斷地表態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電中央，鄧發任期滿馬上召回。”

1939年9月14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到機場迎接周恩來、鄧穎超一行。當日，周恩來立即被送到克裡姆林宮醫院住院檢查和治療。鄧穎超住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住的留克斯大旅館。在莫斯科，她高興地見到了蔡暢、楊之華、賀子珍，還見到任弼時夫人陳琮英。

蘇聯政府派了七八名專家給周恩來會診和治療，當他們了解到延安的治療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個個搖頭晃腦無法想象延安的醫療條件落后到什麼程度。他們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只是對醫療方法失當給病人帶來的不應有的痛苦感到遺憾。

3次會診之后，他們認為周恩來的病情並不復雜，憑他們的醫術完全可以使這位中國黨的領導人恢復健康，於是向周恩來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動兩次手術，花費時間要長一些。這個方案即使萬一不能恢復原來的狀態，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個方案，就是強力拉展已經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隻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會很理想。蘇聯醫生希望採用第一方案。

周恩來經過考慮，決定採用第二方案。他衷心地感謝蘇聯醫生，但考慮到國內的工作在等著他，毅然決然地說：“我現在不可能長期在國外治病，國內的事情很多。別的就無需考慮了，隻要能夠用它進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滿意了。”

9月19日，施行手術。這是一次小手術，隻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拆線，經檢查傷口已全部愈合。從拆線的第二天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復運動技能。這種治療過程並不比做手術更輕鬆，有時在注射麻藥后，醫生把他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異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后，病人疼痛難忍。

在治療過程中，周恩來心裡惦記著的還是工作。任弼時的秘書、翻譯師哲去看望他，他還在忙著閱讀什麼，師哲疑惑不解。周恩來忽然說：“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嘛！”師哲反問：“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好為宜。”周恩來說：“我這是外傷，影響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頭腦清醒，精力旺盛，有時興奮之至。”因為他對醫療密切配合，治療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快，他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減輕了。

看到自己的傷情無法達到以前想象中的痊愈，周恩來趁鄧穎超一時不在身邊，就想請任弼時給延安發電報，請當時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妥善處理江青的事，請求毛主席不要責備江青，以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張聞天接電后親自安排江青隨同馬列學院學生去農村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