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在西安事變初期階段中的實踐【2】

　　中共是在西安事變后才得知此事的，並於第二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對復雜形勢作了初步分析：為防止日本趁機將南京政府變為傀儡政府，他建議不要與南京對立，要穩定黃埔系、CC系、元老派、歐美派，推動他們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要爭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要深入發動群眾，鞏固聯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變成抗日的中心。周恩來提出“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的意見，站在了統一戰線的角度，深刻把握時局的特點，對會議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有很大影響，張聞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對西安事變的初步判斷也是一致的。〔6〕在與張學良電報溝通后，中央委任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等同志組成中共代表團赴西安談判，並於12月15日致電南京，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周恩來到達西安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在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宋子文之間進行調停，以平息爭端，團結抗日。為此，周恩來需站在全民族統一戰線上給予張、楊以實際的幫助。他一方面支持張、楊的八項主張，另一方面又要向蔣、宋做必要的妥協。作為中共的全權代表，周恩來還要保証准確地傳達西安的實際情況，並對中央的政策提出建議。西安事變后，莫斯科《真理報》和《消息報》指責西安事變和張學良的行為，又因為電報密碼差錯的原因，中央於20日才收到共產國際對於西安事變的指示。周恩來無疑要在平復張學良對蘇聯的憂慮和靈活、有針對性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上下功夫。一石激起千層浪，《申報》、《大公報》、《救國時報》等一些主流媒體對西安事變的負面評價，也對中共應對這個突發性事件構成一定壓力，周恩來利用發動宣傳部門、充分接觸群眾等方式部分地扭轉了西安事變的輿論導向。

　　(一)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方面

　　在周恩來赴西安談判前，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具體情況仍不明了，多數決斷要等周恩來詳細了解情況后才能做出。因此，周恩來准確地傳遞西安方面的動態信息並做出建議便顯得十分重要。如《周恩來年譜》記錄：12月17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后連夜將情況電告中央，並提到“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12月18日，周恩來致電中央，介紹南京親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汪精衛、閻錫山、韓復榘等人的詳盡動態﹔同日致函中共陝南負責人，令他率部威脅中央軍左側，配合東北軍作戰﹔12月19日，電告中央關於西安中共特科和救國團體的情況﹔12月21日致電中央，為紅軍主力集中方向提出建議，希望中央發布政治訓令，支持東北軍、17路軍及其民團為抗日同盟軍並保障蘇區和紅軍的物資運輸線暢通。〔7〕周恩來及時傳遞的信息，使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形勢作出了更為准確的判斷，12月19日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是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轉折點，會議否定了西安另立政府的設想，認為對蔣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脅隻會造成嚴重的內戰前途，從而否定了審蔣殺蔣的可能。由此看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逐步提出來的，且主要是根據周恩來到西安后及時准確報告紛繁復雜的形勢，並建立在周恩來的科學分析和建議基礎上形成的。

　　由於密碼翻譯的原因，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直至20日才全部明晰。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消息報》對張、楊企圖制造分裂的社論引起了張學良的高度重視，蘇聯的態度對張學良如何解決西安事變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周恩來到西安后，張學良更是反復說明他極願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尤願知國際意見”。21日和22日，周恩來向張學良轉發共產國際來電，毛澤東巧妙地將季米特洛夫電報中對張學良的過激評價刪去，隻轉發后文的解決辦法。張學良收到共產國際贊成用此次事變達成積極政治目的的暗示后得到寬慰。〔8〕共產國際遲發的電報更有力地証明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在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上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由共產國際的負面評價而導致的張學良與中共之間的隔閡。

　　(二)西北方面

　　周恩來赴西安，是以客卿的身份代表共產黨發言，處於第三者協助的地位，並不能直接決定和處理各種重大問題，可見其任務的艱巨性。在西安事變解決初期，周恩來向張、楊詳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事變的態度。周恩來明確肯定張、楊的愛國行動，分析事變有兩種可能的前途，強調應當避免內戰、爭取和平。同時，耐心進行說服工作，使東北軍和17路軍思想統一，以達到迫使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樣，紅軍、東北軍、17路軍三方面對西安事變的政策達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見。

　　12月17日晚，周恩來與張學良長談，意識到西安局勢遠比在保安時估計的復雜得多，並確信南京方面及多數地方實力派不會接受張、楊的“罷蔣”、“審蔣”的要求，新的內戰危機一觸即發。兩人達成共識：“為了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9〕周恩來根據這些情況當晚即致電中央，果斷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為中央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意見。

　　12月18日上午，周恩來拜訪了楊虎城，針對其思想顧慮，向他說明了國內形勢，反對法西斯和抗日救國已是大勢所趨，蔣介石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隻要西安三方聯合一致，力量強大，蔣介石則報復無望。楊虎城立即表示，他願意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10〕

　　周恩來還清醒地認識到，中共黨內與東北軍、17路軍內部以及西安各界人士對西安事變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加以引導。在西安事變解決的初期，周恩來廣泛接觸各方人士，分別和杜斌丞、楊明軒等二三十人談話，宣傳中共和平解決方針，並向官兵耐心說明和平解決事變的重要意義，批評了宣傳“赤化”、“紅旗插遍西安城”等過激行為，說服了一部分主張殺蔣的青年官兵。他還分別聽取朱理治、汪鋒等人的匯報，指示他們多做東北軍、17路軍的工作，力爭和平解決的前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