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來一次不可思議的挨整經歷【2】

毛澤東誤聽讒言，“整周”風波驟起

睡眠對於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澤東來說，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覺時猶如面臨大敵，要經過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后決不能被叫醒，否則連續幾晝夜無法入眠。

周恩來反背雙手，來回踱步，感到左右為難。此時，基辛格再次求見。周恩來沉思良久，權衡再三后，決定和葉劍英等人一起會見基辛格。

會見時，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個問題。周恩來則按照原定的會談口徑回答：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后再說，並強調一切需請示毛主席再作決定。

周恩來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錄》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証。書中的“會談備忘錄”一節寫道：“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復雜的問題，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后努力沒有收到成效，隻能帶著遺憾也帶著中國總理和元帥的“謝謝”外交辭令離開了中國。

會談結束后，周恩來馬上來到毛澤東住地，將會談內容報告給已經起床的毛澤東。毛澤東靜靜聽完匯報后，沒有提出什麼不妥，他收下了書面報告，和以往一樣起身目送周恩來走出書房的大門。

可是第二天，周恩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澤東處說他對外談話說錯了話，接著江青一伙將問題進一步上綱上線，說周恩來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這不符合外交原則，再說接待計劃中也沒有基辛格回拜周恩來這一項活動，而且他們還對基辛格說“謝謝”之類投降性的軟骨頭話。

毛澤東本來對基辛格的“求助”提議就不快，聽到周恩來“私見”基辛格等讒言后，更加不快，於是大發雷霆：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有人要借給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經過外交部的兩位女翻譯和江青反復匯報，毛澤東點頭“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

於是11 月17 日，基辛格離開中國的第三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應召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會上，毛澤東對這次中美會談提出批評意見。他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后說了一聲“謝謝”的“右傾軟弱”。

當天晚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於這次中美會談的批評意見，並介紹了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自以為“倒周”時機已到，攻擊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姚文元也從旁幫腔。

周恩來忍無可忍，當場予以駁斥。

第二天，江青將對周恩來的火發泄在了對外友協關於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於12 月上中旬來華作訪問演出的報告上，此報告之前周恩來已經批復“同意”要外交部具體辦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見該件后批道：“建議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后果是嚴重的！”

江青此舉是想給周恩來一個下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 日，周恩來看見江青的批示后，他又批：“今后應盡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

江青見周恩來不服，還說“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於是發動同伙一齊上陣。從19 日開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繼續指責對外友協的報告是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活動，攻擊此邀請演出是“開門揖盜”，號召“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在江青等人干擾下，原定土兩位音樂家訪華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而周恩來也從18 日之后，進入挨批寫檢查階段。

周恩來向毛澤東書面報告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再次忍辱負重違心檢查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做得不夠”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結果，他們繼續在毛澤東跟前“讒言”。於是毛澤東進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右傾錯誤”。除了政治局委員( 當時與會的在京委員有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韋國清、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人) 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剛剛( 當年3 月) 復出、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黃鎮( 時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會議很快也升格為有外交部、中聯部等外事單位領導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地點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來會議的大權。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負責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