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親赴皖南調解項英葉挺矛盾【3】

　　高敬亭事件后，黨中央極力挽留已提出辭職的葉挺

　　正當葉、項關系開始緩和時，高敬亭事件發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軍長。紅二十五軍長征后， 他臨危受命，獨立領導紅軍游擊隊千余人在湖北與河南、安徽邊境堅持了極為艱苦的3年游擊戰爭，發展壯大了隊伍。新四軍組建時，紅二十八軍改編為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高敬亭對敵斗爭堅決，作戰指揮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長期的游擊戰爭環境下，養成了謹慎從事和顧慮多疑的性格。新四軍實施東進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離開大別山，擔心東進后被國民黨軍隊吃掉。

　　葉挺對此很生氣：“高敬亭目無中央，蔑視軍部，騷擾友軍，太不像話了。”葉挺在新四軍委員會上提出，自己准備親往江北解決四支隊的問題，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從，將以軍法制裁。項英不同意葉挺的意見，他提醒葉挺說:“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你要以教育為主，好言相勸，講清楚去皖東作戰的戰略意義。如果他萬一不聽勸，可以給予適當處分。但是，如何處分一定要報請毛澤東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葉挺來到廬江縣東湯池，主持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限四支隊7天之內開赴皖東指定地區。見軍長發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動。翌日，高敬亭帶著四支隊七團、九團和手槍團開拔。兩天后，葉挺接到高敬亭急報，說四支隊發生了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團投奔桂軍李品仙的事變。葉挺立刻飛馬趕往出事地點，與鄧子恢主持四支隊連以上干部大會。高敬亭因病缺席。本來會議的主題是進行反楊、曹斗爭，但很快大家就聯系到了高敬亭的責任問題。對於高敬亭許多人很有意見，隻不過平日不敢說，現在見葉挺軍長來了，紛紛揭發他。葉挺疾惡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為表象所迷惑。他對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時致電延安毛澤東和重慶蔣介石，要求嚴懲高敬亭。蔣介石接到電報后立即批轉葉挺：“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極刑照准。”葉挺收到蔣介石的批復后，在沒有得到延安毛澤東回電的情況下，倉促地將高敬亭處決。

　　葉挺回到軍部，項英責備道：“希夷，你怎麼這樣不冷靜，冤殺高敬亭，上蔣介石的當了。你看，他高興得要向你發獎章了。”此時，葉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魯莽了，但為時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趨於好轉的葉、項關系又出現陰雲。項英認為葉挺太單純，好沖動，容易上當，新四軍的大事還是自己掌舵，於是又大權獨攬。葉挺也感到放不開手腳，又生去意。兩人的關系再度跌入低谷。

　　針對著日軍是一支高度現代化軍隊的狀況，葉挺提倡加強我軍的正規化建設，克服游擊習氣，以提高戰斗力。但項英對葉挺這個主張不以為然，擔心葉挺反游擊習氣，會把我軍應該永遠保持的“優良傳統”也一起反掉了。葉挺認為這完全是糊涂觀念，因而非常生氣。葉挺年初去江北，離開項英，相對獨立地執行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干得比較順心，解決了江北部隊的東進問題。但當他回到雲嶺匯報工作時，項英卻表示並不完全滿意。

　　1939年8月，葉挺再赴重慶，就全軍經費和新四軍江北部隊擴充后的編制問題向蔣介石進行交涉。葉挺這次出行，內心還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辭職，離開項英。辭職的原因：在外部是由於國民黨五中全會以后執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斷地制造進攻、限制新四軍的摩擦事件，國共關系愈來愈緊張，他在兩黨兩軍間調解的作用愈來愈小﹔在內部則是他和項英的關系。高敬亭事件后，項英對葉挺的不信任加劇，使他覺得當這個軍長，實際上徒有虛名。

　　10月初，葉挺經桂林飛赴重慶。11月，葉挺應召去見蔣介石，提出辭呈。以前葉挺要求辭職，蔣介石都是諱莫如深，但這次卻一反常態，爽快地答應了，還假惺惺地向他征詢新的軍長人選。葉挺說最好是葉劍英。蔣介石很不高興，但也沒說什麼。葉挺辭職后，蔣介石借機大作文章。他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揚言要另派新人當新四軍軍長。毛澤東得知葉挺辭職后，當即致電周恩來，指示他立即找葉挺做工作，徹底解決新四軍的領導問題，要葉挺主動收回辭呈，打消蔣介石重新委派軍長的企圖。

　　1940年5月，從蘇聯療傷剛剛歸來的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葉挺。周恩來向葉挺指出了蔣介石的險惡用心：利用葉挺要求離職這個機會，另派一個所謂“能夠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擔任新四軍軍長，借以達到既可從政治上打擊共產黨，又可為以后進攻新四軍作准備的罪惡目的。他們希望葉挺能從他的去職會給新四軍和抗戰前途帶來什麼后果和影響去考慮問題，不計個人處境困難和委屈，與新四軍同呼吸共命運，堅持抗戰到底。葉挺聽后很感動，爽快地答應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來致電項英，要他派一名高級干部來重慶接葉挺，並與南方局討論徹底解決葉挺在新四軍的實際地位和實際職權的問題。對這個電報，項英比較重視，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執行這個任務，並立即啟程趕往重慶。袁國平抵渝后，周恩來對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黨中央從組建新四軍開始，便要求項英處理好與葉挺的工作關系。但項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葉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辭職。黨中央要求項英必須立即改正對待葉挺的錯誤態度，尊重他的軍事首長的地位和職權，避免再發生葉挺出走的事。周恩來還告訴袁國平，如果項英以后繼續堅持不改，可以在團級以上干部的范圍內，批評他的“左”傾右傾錯誤。右傾就是害怕國民黨，不敢斗爭﹔“左”傾就是排外，關門主義，不團結葉挺。但周恩來這個指示在實際中很難貫徹。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袁國平一個政治部主任怎麼能隨便批評一個黨的高級領導人？

　　7月底，葉挺回到了皖南。這次葉挺回來之后，項英主動向葉挺表示友好，工作上盡量做到多和葉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關照，隔三差五還到葉挺那裡，和他一起吃頓小灶，有時飯后還要下幾盤象棋。

　　葉挺為了顧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態。經過一番思考，葉挺給自己定下了行動准則：凡屬自己職權范圍的事情，應該做而又能夠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屬葉、項兩人職權范圍的事情，自己應該做，但項英不採納他的意見，或不願讓他多參與的，那就滿足項英“大主意由我來拿”的欲望，讓他去決定。

　　項英為了執行中共中央有關尊重葉挺地位、職權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誠，所有電文都送葉挺過目，由兩人聯合簽署，並將自己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訴了葉挺。對於中共中央早已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指導思想，項英一開始並不積極，猶豫不決。出於對軍部安全的殷切關懷，中共中央屢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劉少奇、陳毅、粟裕等同志也紛紛給項英發電報、寫信，勸他早下決心，爭取主動，盡快把軍部遷往江北或蘇南。但項英由於長期從事游擊戰爭，害怕東進、北上深入敵后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與發展，仍然下不了移動決心。他給中央發了不少很長的電報，還是強調移動有困難，有危險。

　　葉挺認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軍部轉移的要求，及時而重要，應當堅決執行，不應從中作梗。他向項英明確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意圖，擁護黨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清楚，自己一個黨外人士的意見又能算得了什麼？他抱定這樣的態度：自己有意見要說明白，項英聽不聽，那是他的事，他有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