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前周恩來的三次檢討

　　一、毛澤東力批“反冒進”

　　1957年10月9 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作了以《做革命的促進派》為題的講話。毛澤東從整風講起，提出了“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的響亮口號。這無疑是為堅持穩定發展的人們敲響了“警鐘”。這時的周恩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仍表明這樣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的保守傾向，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程度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他所堅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毫無疑問，這是毛澤東不能滿意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隻走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會上通過了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 年到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即所謂的《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 ，把高指標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毛澤東於11 月2 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其間，毛澤東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 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11 月13 日的《人民日報》 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對1956年的“反冒進”公開進行指責：1956年公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后，曾經鼓舞起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掀起了全國農業生產高潮，但是，有些人卻把這種躍進看成“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后，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聽到赫魯曉夫“15年后可以超過美國”的豪言，則以中國“15年后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話來回應。毛澤東覺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建設速度，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生產就會出現大的躍進。他在從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進”了。11月下旬，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后，連續召開會議討論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經濟建設更高發展速度的問題。

　　1957年12 月12 日的《 人民日報》 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對“反冒進”的人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 1958 年更是在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中開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社論批評“人們的思想常常落后於實際，對於客觀形勢發展之快估計不足”，明確提出“目前全國農業已經掀起了空前的生產高潮。各地黨委必須積極地妥善地領導這個高潮，爭取1958 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社論喊出的口號是：“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了脾氣。周恩來等提出過的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受到嚴厲批評。毛澤東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直截了當批評說：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為了在更大范圍內進行思想和組織動員，隨后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的重要會議，就“反冒進”等問題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二、南寧會議上一作檢討

　　毛澤東1月11日至22日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為准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談話。　

　　就在南寧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反冒進”的問題，把三中全會以來對“反冒進”的批評推向高潮。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第二天，毛澤東從工作方法的角度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群眾觀點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質、現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這一次千裡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他還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這些措辭嚴厲的批評使“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

　　在1月16日的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萬工人，無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當年隨周恩來一起到南寧開會的他的經濟秘書顧明后來回憶：“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裡討論到夜裡二三點，商議怎麼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1958年1月19日，毛澤東約周恩來單獨談話。隨后，繼續進行大會討論。會議從晚上八點多一直開到深夜一點多。當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在他的檢討中，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周恩來認為：這個“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系變革后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夸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許多同志從周恩來的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周恩來說：“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1月21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總結性發言，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關於“反冒進”問題，他得出的教訓是：“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來回憶說：周總理不得不在這次會議上自我檢討，我說這個檢討呢，叫做不得不檢討，應該打上引號。

　　周恩來和劉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寧會議后，為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並沒有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我們的行動口號——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2月23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