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后兩個字

　　晚年病中的鄧大姐

　　圖書連載《西花廳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授權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作者簡介：趙煒，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長期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擔任秘書，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遼寧省新民縣人，1951年參軍，1954年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1955年調至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先后任干事、秘書，1965年起任鄧穎超的生活秘書。1983年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屆政協委員，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著有回憶錄《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等著作。

　　周恩來逝世 鄧穎超作最后的訣別

　　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病倒了

　　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艱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負荷的重壓，使鄧穎超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1976年，周恩來去世之后，這位頑強的老人雖然在表面上保持著平靜，但在心底卻已經不能適應一次次難以向任何人傾訴的心理壓力，終於，到了1988年，這個剛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質上的病變，她還患上了輕微的帕金森氏症。對於鄧穎超得的這個病，趙煒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這樣的經歷會影響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其實，鄧穎超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人們隻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會對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饒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好，進城后診斷有高血壓和冠心病，曾動過膽囊手術，不久又因膽管結石再次手術。這時，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齡的老人。1982年，在鄧大姐身上出現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狀，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鄧大姐開始擔任政協全國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她在這個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時，鄧大姐年歲已高，到哪兒我都小心翼翼地扶著，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國三十五周年招待會上，就因為一眼沒見著，鄧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鄧大姐到了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后正好遇見經普椿同志，她們兩人已經好久沒見面了，當時一見就高興得擁抱起來。這時一位攝影記者想照相，我就主動往邊上躲躲，我剛離開，鄧大姐就不知怎麼摔了一跤，當時把我臉都嚇白了，扔下手裡的祝酒辭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來。醫生、護士都趕過來，在場的中央領導也關心地問鄧大姐還能不能講話，因為此時離大會正式開始隻有十分鐘了。

　　還好，鄧大姐沒什麼事，她表示不會影響講話，我才稍稍鬆了一口氣。那天，我把鄧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實，在這之前，鄧大姐就經常出現站立不穩的情況，有時還好像要摔倒，我總是提醒家裡的工作人員要注意、別出事，沒想到自己陪鄧大姐出來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對鄧大姐說，您要真摔個好歹，我也不活了。鄧大姐說那不能怨你呀。我說，可這是我的責任呀。出了事我沒法向黨和人民交待，更對不起周總理對我的囑托。從那以后，我陪鄧大姐出去時就更精心了。在心裡，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原則：不管鄧大姐出現任何情況，我都要耐心細致地把她把她照顧好，因為我答應過周總理。

　　1988年3月，鄧大姐退了下來，此時她已經84歲高齡了。兩年以后，鄧大姐的身體明顯衰弱，那一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過五次醫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鄧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鄧大姐的情況可能不好，我心裡有點緊張，要知道，一個星期前她剛從醫院出來，如今又因為同樣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燒不退，這可不是好兆頭。

　　我悄悄問醫院的錢主任：“鄧大姐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遲疑了一下坦然說：“有可能，做好准備吧。”錢主任的話令我心裡一顫，我告訴大家要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准備，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現實，我們將要面臨的是最壞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