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第三章：深情厚誼【3】

　　三、伯伯每月從自己工資中給我們家補助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資明顯地減少。可是家中六個孩子，除了我和當飛行學員的秉鈞外，家裡四個孩子都上學，負擔很重。

　　那是個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廳。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廳他對我說：“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續辦了嗎？”

　　見我點點頭，伯伯又繼續問：“我堅持讓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嗎？”

　　對伯伯，我歷來是實話實說：“爸爸還好，倒是媽媽有點想法。”

　　伯伯“喔”了一聲道：“說給我聽聽。”

　　“反正，爸爸的一貫態度就是這樣：‘我一切聽哥哥的，哥哥怎麼說，我就照辦。’媽媽卻想到實際問題，她說，如果征求她的意見，她就要說說自己的想法，現在四個孩子讀書，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候。”

　　“秉德，你有沒有補貼你媽媽？”

　　“我每月62塊錢，交給媽媽20塊。這不是你和七媽交代我這樣做的嘛！”

　　“你這樣做是對的，兒女應該從小懂得為爸爸媽媽分憂。我讓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嗎？”

　　“當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說，封建主義時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我們是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決不能延續封建主義的那一套。正因為爸爸是你的親弟弟，所以應該更嚴格，不能堅持正常工作，就不應該從人民那裡拿全額工資。你是總理，如果連自己的親弟弟都管不了，又怎麼能去管理別人！爸爸退休后工資是減少了，可是這麼多年來，不都是伯伯供給我們學費的嘛。如果沒有伯伯的幫助，就是爸爸工作，我們六姐弟上學早就要向學校申請助學金了。伯伯幫了我們這麼大忙，媽媽真不該有什麼想不通了！”

媽媽帶秉宜、秉華、秉和、秉建在機織衛胡同庭院內

　　“話不能這樣說。”伯伯搖搖頭，若有所思地說，“秉德，你現在已經是共產黨員了，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凡事都要站在黨性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越是親近的人，要求越嚴格。尤其我當總理，隻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過，從一個家庭來說，你媽媽有看法，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個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樣了，他是我弟弟，我們從小也是依靠伯伯養大，當然他從我這兒拿錢去養你們，他不會覺得心裡有什麼不安。而你媽媽卻不同，從她的角度上看，當然應該你爸爸自立，頂家過日子，總拿我的錢，她心裡就覺得不踏實，不自在。”

　　伯伯說著，表情有些激動起來：“秉德，你給你爸爸媽媽帶個信，下星期天，讓他們一起來吃飯，我再和他們談談我的心裡話。其實，我讓你爸爸退休還有一層想法。我們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現在隻剩下我們兩個。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歲，你二伯8歲，你爸爸隻有3歲。你奶奶臨去世前，握著我的手，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叮囑我：你的兩個弟弟還小，答應娘，一定好好照顧他們……我當時淚流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拼命點頭。我答應你奶奶的話，從來也沒有忘記。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長大了，還想到了中國的一句古話‘長兄如父’。當時父親在外謀生，顧不上我們，我就承擔起了對兩個弟弟的撫養責任。我們相依為命兩年多，直到我去東北。如今，我自己選定了這條路，就隻能向前，不能退卻，隻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體不好，早點退休也能平安地度過下半生，也算我對你奶奶的承諾有個交代。”

　　我真沒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裡有這麼重要的位置，也沒想到伯伯除了有嚴格的黨性，對爸爸還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對我的媽媽、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麼體諒，那麼尊重！

　　“秉德，我會交代成元功他們從現在起，每月從我工資裡拿出200元，還是由你拿回去給爸爸媽媽。”

　　“伯伯，不要給那麼多！我和秉鈞都工作了嘛！”

　　“多給你們一些，這是讓給你爸爸吃些補養品。他胃不好，體質也太弱了。”

　　“不要那麼多！”

　　“怎麼？我這伯伯的錢不要，你准備讓你爸爸媽媽向組織申請補助嗎？如果是這樣，我心裡能安嗎？用我的錢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錢啊。”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萬不要覺得用我的錢心裡愧疚，你要記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們的四爺爺養大的，我養你們也只是在盡我應盡的責任，這是我們周家上輩的好傳統。希望你們這一輩、下一輩和后世子孫們，也都能這樣有困難互相幫助，而不給國家增添負擔。好不好？”

　　我除了點頭，還能說什麼呢？

　　從1954年到1968年，幾乎每個月都是由我從衛士長成元功叔叔那兒簽字領錢，每個孩子20元，后期還有給爸爸的營養費。從每月105元到120元，再到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們6個孩子全部參加工作為止。

　　我每每拿著這些錢送回家，心裡總覺著是捧著伯伯沉甸甸的愛！日久天長，伯伯這份真摯的親情，對親人盡責的用心良苦，像人類不可或缺的陽光，溫暖如春，滋潤著我的心扉。

　　直到伯伯去世后，從衛士的回憶中，我才知道伯伯對我們家的經濟補助，佔到了他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有時甚至二分之一！他對我們一家，恩重如山！這個生活補助費，我不在北京時，因為弟弟妹妹還小，就由他的衛士送到我家。后來，衛士同志回憶說，總理有一次在辦公室工作時，忽然抬起頭來問了一句：“秉德不在北京，同宇家這個月的生活費，你們別忘了送過去。”伯伯對我們的生活、撫育，是多麼的親切周到、體貼入微、視如己出啊。

　　但是，他們自己生活簡朴之至極！我們看他著裝總是整潔、筆挺，哪知他的內衣、睡衣是補了又補啊！作為紀念，我分到了這樣的衣服，拿在手裡，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該接受他們那麼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麼舊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對伯伯的崇敬之情。不難想象，以他那麼高的權位，為親兄弟安排個美差，應該是很簡單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攔，總理親兄弟的工作，由組織上安排，職位、收入也都不會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麼過於簡朴，甚至窘迫！但他沒有，他要自己和親屬們，與全國老百姓一道過簡朴的日子。這就是我的伯伯我們共和國的總理！哪個國家有這樣難得的好總理呀？哪個家庭又有這樣難得的好兄長、好長輩啊？！什麼叫“廉潔奉公”？什麼叫“廉政”？伯伯就是榜樣。

　　我年輕時，不懂事，以為反正他們是國家領導人，收入一定多得很（當然我從來不問他們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買冰鞋，向他開口﹔想買自行車，又向他開口。伯伯從不拒絕，但又不能完全滿足我，他出一半，讓我自己也得出一半。我接受了，但當時並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琢磨出伯伯當年的良苦用心：既不讓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對家庭的依賴，同時讓我拿出自己的勞動所得去購買物品，就會懂得愛惜這物品。他對孩子的教育，就是這樣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

　　只是特別可惜的是，伯伯贊助我買的冰鞋和自行車等后來都沒了。因為我就從沒刻意想過要保存，當時都沒有把這些當回事，隻覺得是很自然很家常的，根本沒想過后來還要拿它們來証明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