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馬脫缰：周恩來坦言“我做夢也沒有想到”【2】

　　安排好一系列緊急措施后，周恩來於3月9日下午不顧余震的危險飛赴災區，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現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災害，給周恩來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擔子，但它並不能壓垮周恩來。在地震災區，周恩來鼓勵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並囑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強地震預測研究。

　　正當周恩來全力以赴地組織人民與自然災害進行斗爭的時候，一場比自然災害更為嚴重的源於政治領域的民族災難，以更為猛烈的態勢正在向人們襲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對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來不斷地約有關方面負責人大談加強我國的農業、水利工作的時候，《解放軍報》根據林彪的意思發表了《永遠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論。

　　這些社論一反黨和政府關於政治和業務關系的提法，標新立異地強調：

　　政治統帥一切。

　　政治永遠是第一，永遠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沖擊政治一沖百空。

　　我們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紅，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成果。

　　敏感的周恩來知道，這種論調不是個好預兆，這樣突出政治實際上是在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鄧小平與他有同感。

　　與《解放軍報》相對應，《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和鄧小平有關“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的意見，從4月6日至22日也發表了三篇論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論。

　　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伙講政治，迎合了毛澤東對於階級斗爭的狀況所作的過分嚴重的估計，符合毛澤東關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正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的判斷。

　　正在毛澤東想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險的時候，周恩來等人從政治與業務的辯証關系上去闡釋突出政治的問題，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隨即，《人民日報》的觀點遭到指責，被批判為“二元論”。

　　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當周恩來忙於華北抗旱，忙於部署邢台地區抗震救災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區再次發生強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來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災區），忙於接待阿爾巴尼亞等國外賓（4月29日，周恩來陪同以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參觀，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爾巴尼亞外賓到大慶、上海、北京等地參觀）的時候，中共中央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會議一上來便從中央開刀——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解決了彭、羅、陸、楊的問題后，事情並沒有完結。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通過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這個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在會前讓陳伯達等人起草的，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軍到文化領域各界，都已混進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一俟時機成熟，就要奪取政權。

　　如此聳人聽聞的判斷，誰還能不認真對待。

　　毛澤東在修改這個通知時，指向更為明顯，他說：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這還了得？！為此，《通知》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還沒等政治局會議結束，中共中央便於通過的當天發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為標志，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了序幕。

　　這場披著“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運動，自打它一登上中國的歷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脫了缰的野馬，把偌大個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動蕩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