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周恩來【2】

“文革”使全國陷入極度混亂狀態，盡管周總理和他的許多老朋友一樣處境艱難，但他一直在為國家為人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直在為保護干部和群眾嘔心瀝血，一直在與“四人幫”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幫”並不放過他，什麼“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蝸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對他進行無情打擊。他積勞成疾，終患絕症。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四人幫”一伙又極力壓低葬禮規格，壓制民眾的悼念活動。4月5日，終於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調入外交部的。周總理去世時，我悲痛萬分，好幾個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間，我每天都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禮賓司、北美大洋洲司、領事司、條法司、國際司、翻譯室的50多人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此前，大家推薦我撰寫悼詞，我花了一天時間寫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訴說周總理的豐功偉績，怒斥對周總理的不公之舉。我們從外交部街出發，步行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聲宣讀悼文。剛念第一段，隊伍裡的同志們已失聲痛哭。我繼續喊出我的心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於念完悼詞之后，我們很難離開。

第二天，我又與親朋好友兩次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並宣讀同一份悼詞，引起有關人員的注意。后來，他們把我當成報紙上指責的“小平頭，戴黑眼鏡的人”進行追查。

從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觸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對中國外交事業的許多開創性的指示，深感周恩來考慮之周到，思維之細密，策略之靈活，視野之高遠，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他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親人心中的周恩來

我的親人，可以說個個都是周恩來的崇敬者。

我的父親楊德清是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對周恩來懷有深厚的感情。20世紀50年代初，我家的牆壁上貼著一幅60多位國家領導人的頭像畫，最上面一排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等。村裡人坐在我家炕上，父親指著周恩來的頭像，講他在西安事變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情景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當時我才6歲。1964年，我讀高中三年級，學習成績不錯，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時最愛看《上甘嶺》一類的戰斗片和《寂靜的山林》一類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電影。那時鄉下放電影是件大事，像過節一樣。同學趙彥生叫我一起去看。我問放什麼電影，他說是紀錄片《周恩來訪問十四國》。我說不看紀錄片，沒有意思。這話正好被父親聽見了，他把我叫回家裡狠狠批評了一頓。他說：“周總理是我們國家的總理，他出國訪問，自然是為了我們國家好，你怎麼說沒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團，也不要求入黨，思想太落后了，必須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學，也不會有出息。”那時父親任村黨支部書記，他的批評表明了一個農民對周恩來的朴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錚是1937年入黨的老干部。他是東北軍學兵隊的手槍隊員，秘密參加了抗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西安事變中執行過活捉蔣介石的任務。他親身感受到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事變之后，學兵隊因“思想左傾”被遣散，他輾轉至太原參加了八路軍。他對周恩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務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長，多次當面向周總理匯報過工作。“文革”末期，周總理還過問對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總理逝世，他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幾乎一天不講話。臨睡前，他自言自語：“周總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總理了。”

我哥哥楊發珍1966年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后成為高級工程師。他搞科研工作，對政治也極為關注。1967年，已經有人公開反對周總理。他說：“周恩來在中國社會基礎雄厚，誰反對周總理，誰就將死無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后來成為哲學系博士生導師。1967年我從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對我說：“周總理愛護學生，維護大局，真是苦心用盡。兩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於互相殘殺了。周總理看到眼前的內戰局面，一定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