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拍檔：毛澤東與周恩來相知互信 優勢互補【5】

　　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組織者，周恩來致力於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澤東的強力干預面前屢遭挫敗。許多學者如李銳、廖蓋隆等都曾指出毛澤東不太懂現代化的大生產，不擅長經濟工作，這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毛澤東對經濟建設的復雜性缺少認識，1958年初他曾經說過：“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復雜，那麼多學問?”① 在毛澤東看來，天下之難事莫過於打仗，既然打仗都難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話下。他沒有意識到經濟規律這個無形的“敵人”比戰場上有形的敵人更難對付。而周恩來在1957年3月卻指出：不能說建設比革命容易，“在某一個意義上說，建設比起萬裡長征來，可能是困難要少一些。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在我們這樣落后的經濟基礎、落后的文化基礎上，我們的知識這麼有限，我們對於建設、對於科學的經驗這麼少，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② 。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採取降溫和減壓的方針，但卻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1958年起，毛澤東到前台指揮經濟工作，發動“大躍進”，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災難。經此一劫，毛澤東才認識到經濟工作並非如他想象的那麼容易，同時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來的經濟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寫道：“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麼好啊!”③ 周恩來畢竟在日本、法國等地留學過，比很少踏出國門的毛澤東視野更為開闊一些。他熟悉現代化的大生產，懂得要切實地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講，由於“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的工作絲毫大意不得。

　　再次，從不同的層次來比較，毛澤東在宏觀決策上比周恩來顯得更有辦法，而周恩來在中觀微觀決策上又顯得比毛澤東更為在行。毛澤東的特點是“大”，他總是確定某種理論和某項計劃的大輪廓，而把細節留給行政人員。周恩來雖然也長於戰略，但他更長於戰術和執行計劃，他可說是毛澤東手下最出色的行政人員。僅舉一例，毛澤東的統戰謀略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當然高明之至。但是，這個宏觀上的統戰謀略畢竟還是很抽象的，要將其貫徹下去，收到實際的成效，則必須將其分解和具體化到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中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上述統戰謀略及其在各個領域的論述，制定出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工作、民眾運動、地方和黨派關系等各個方面的更加具體的對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應當指出，毛澤東雖然更注重宏觀方面的決策，但他對許多中觀和微觀問題也是很關注的。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平心而論，在宏觀上作出正確的決策很不簡單，但要把正確的決策貫徹得正確也誠非易事。而毛澤東、周恩來正是難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一顆樹的政治家。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講話時說，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在給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周公確有吐握之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