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省港文化活動【2】

　　文藝創作、宣傳盛極一時，影響深遠

　　文學方面，茅盾、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蕭紅、胡風、葛一虹、袁水拍等均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文藝評論、詩歌、譯文等。他們的作品揭露和抨擊了國民黨消極抗戰、專制獨裁的黑暗，呼吁團結、抗戰和民主，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抗戰精神。例如：茅盾發表在《華商報》副刊《燈塔》上的長篇筆記《如是我所見》，以其“精密而正確的觀察，用充滿愛和力的能筆，做深刻而雋永的敘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戰中的舊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斗爭和消長，暴露著黑暗社會孕育著危機與沒落，指示出新中華民族的生長和出路”。名作《白楊禮贊》就是其中的一篇。此外，夏衍的《春寒》、范長江的《祖國十年》、茅盾的《腐蝕》也是很有影響的作品。

　　戲劇方面，旅港劇人協會先后演出了暴露國民黨腐敗丑惡的《霧重慶》，創造在香港一個劇目連演14場的紀錄﹔宣傳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希特勒的杰作》，則受到國際友人的熱烈贊揚，並引起空前的轟動。

　　電影方面，大觀電影公司的《保衛四大邑》《最后關頭》《前程萬裡》等一批抗戰影片在香港、南洋相繼上映，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美術方面，丁聰、黃新波、特偉、胡考等創作了大量美術作品，一本反映八路軍、新四軍血戰沙場的《團結抗戰》大型畫冊，吸引了眾多的讀者。

　　音樂方面，進步的歌詠活動發展到高潮，虹虹歌詠團等進步歌詠團甚為活躍，《義勇軍進行曲》《全國總動員》《游擊隊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黃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廣為流行。“這些反映了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的時代精神歌曲，起到了振聾發聵、催人覺醒的作用。”

　　中共對文化工作加強領導，並與文化界人士建立血肉聯系

　　1941年初，周恩來致電在香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黨的文化工作領導機構、創立文化宣傳基地等問題作了一系列的指示。5月，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組成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文藝、學術、新聞三個小組。小組組織了多場座談會，例如：文藝座談會、戲劇座談會、學術座談會、新聞座談會、國際問題座談會、婦女座談會等。座談會每1至3個星期舉行一次，討論各部門的工作及文藝政策等問題。中共香港文委通過這些座談會，領導文化人開展抗戰文化工作。

　　根據周恩來關於“在香港建立我們自己的宣傳據點，出我們自己的一張報紙，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的指示和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黨組織以“灰皮紅心”的形式在1941年4月創辦了《華商報》。這是中共運用統戰政策領導文化工作的一個范例。該報由廖承志的表妹夫鄧文田（華比銀行華人經理）及其弟弟鄧文釗公開出面向港英當局注冊辦報，用“華商報”的名稱則是為了市民和工商界人士閱讀方便，同時也使報紙能公開郵寄到南洋。該報在政治上由廖承志領導，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總經理范長江、總編輯胡仲持，夏衍主管文藝版，張友漁主管社論、理論、時事版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反對英、美對日妥協政策和“東方慕尼黑”陰謀。《華商報》不僅在港澳地區和內地，而且在南洋也有較大的影響，它不愧是當時香港愛國進步報刊的“中堅”。

　　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強化法西斯文化專制，為保護文化人生命安全，周恩來主持南方局緊急會議，決定有組織、有計劃地將重慶等地的部分文化人疏散到暫時免受戰火摧殘的香港。文化人抵達香港后，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就如何對待和團結文化戰線的朋友作出指示：“不能用抗戰前的眼光看待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不能用一般黨員的尺度去衡量他們，去要求他們”。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在香港的文化人又面臨日軍的圍困和殺害的險惡環境。周恩來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文化人”。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在東江縱隊的努力下，從香港搶救出文化界人士和其他愛國人士共800多名。一大批黨外文化人在被營救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在危難之際，中共千方百計地營救他們，大公無私，情義深重，因此對中共更加信賴。“搶救文化人”之舉“為日后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之間相互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東江和瓊崖根據地的抗戰文化

　　在東江和瓊崖兩塊抗日根據地中，中共克服戰事頻繁和物質極度貧乏的困難，堅持和發展抗戰文化事業，是省港抗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報刊方面，主要有東江的《前進報》和瓊崖的《抗日新聞》。《前進報》的前身是創辦於1940年底的《大家團結報》和《新百姓報》（1941年兩報合並為《新百姓報》）。1942年2月，《新百姓報》改名《東江民報》，該報得到鄒韜奮、茅盾、胡繩、楊剛、丁聰等的支持和贊揚。不久，又改名《前進報》並作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以后改名為東江縱隊）機關報。1939年春創刊的中共瓊崖特委機關報《抗日新聞》，影響很大。根據地報刊宣傳注意大眾化和通俗化，語言文字通俗易懂，有時加上地方方言﹔副刊常以民歌、講“新故事”、連環畫、漫畫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出現。

　　文藝宣傳方面，主要有東江流動劇團、魯迅藝宣隊和瓊崖的抗日歌劇團等。這些文藝團體隨部隊活動，利用戰事空隙迅速編演反映斗爭現實的短句、歌曲，有很強的戰斗性，宣傳效果顯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從香港到東江的一批文化青年成了東江游擊隊的文藝骨干分子，1943年初成立東江流動劇團，后來發展到40多人。該劇團在東江縱隊成立周年大會上演出了由孫孺創作的、真實反映東江路西游擊區團結抗戰的多幕話劇《路西一年》，引起了轟動。1944年底，第7戰區政治部文化人士撤到東江，會同當地的政工隊組成魯迅藝術宣傳隊和拖拉機政工隊，共同戰斗，掀起了東江縱隊文藝活動的高潮。在瓊崖，1941年夏成立的獨立總隊政治部歌劇團，深入瓊文和六連嶺根據地各支隊和民眾中開展文藝宣傳。其中，吳乾鵬為話劇《家鄉進行曲》創作的一首《牧歌》流行全島。

　　軍政文化教育，一直被擺在根據地黨組織的重要議事日程，被認為是根據地建設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1940年初，廣東軍政委員會創辦軍政干部訓練班﹔1941年，舉辦華南隊和布吉隊訓練班﹔1942年，又舉辦戰術爆破、地雷等訓練班﹔1944年秋冬，舉辦青年干部訓練班，對大后方來根據地的知識青年進行短期訓練。在瓊崖，1940年初，創辦西路黨校﹔同年7月，創辦瓊崖抗日公學﹔1941年夏，創辦瓊崖抗日軍事政治干部學校。與此同時，地方民主政權文化部門提出了“實行為抗日救國服務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抗戰人才”的施政綱領，辦起各種新型的正規學校和教育班、夜校等教育陣地，提高了民眾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