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面對"文革"風暴:"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4】

　　盡管他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后，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

　　對那一部分即將去上海串連的紅衛兵，周恩來告誡他們：上海是1個大城市，那裡的生產關系到我國的建設，關系到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上海擔負著很大一部分物資出口業務。還要供應全國需要的東西，生產任務很重。希望你們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串連的百萬師生和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講話，強調紅衛軍串連不要干擾正常的工農業生產。他指出：“搞好工農業生產，關系很大，它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系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系到城鄉人民生產。”“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干部，都應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鬧革命。”

　　然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會上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隻字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你們斗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顯然，對於那些無政府主義思想濃厚的紅衛兵小將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那些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紅衛兵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中央文革一伙借機在背后指使攻擊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9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指出：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我的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不能豐產不豐收。伊春木材不就減產了嗎？東北還有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呢？農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麼行呢？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連大大超過了，而貨運量卻大大減少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影響國家的建設了。工人、農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產，不能放假搞運動。周恩來還對在場一些各部委負責人說：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學生見面﹔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我們要敢說，要敢於解釋黨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0月初，林彪令全軍文化革命小組起草1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看了《緊急指示》的草稿后，認為還不夠，又加上“取消院校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一條。10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國批發了《緊急指示》。隨后，江青一伙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別有用心地說《緊急指示》不僅適用於軍隊單位，而且適用於一切單位。此后，“砸爛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國。黨政機關及一些生產業務部門的絕大部分領導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產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工人也像學生一樣，離開生產崗位，四處串連。國民經濟形勢急劇惡化。

　　而這時的林彪、江青一伙，經過從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這短短幾個月的經營，已經攫取了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們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亂”以達到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這張“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來的處境越發艱難了。他自己有感而發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一方面，為了顧全大局，他必須從總體上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又難以表示贊同。另一方面，他還必須面對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種種壓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來是“救火隊長”，說“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來抱定“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決心，緊緊扭住國民經濟這個大關，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頑強抗爭。

　　11月9日，上海一些工廠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操縱下，以上北京“告狀”為名，脫離生產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臥軌攔截列車，制造了使滬寧全線交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后，極為憤慨。他當即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決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車站的上海工人，義正辭嚴地指出：“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1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背著中央，置周恩來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陳阿大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在與工人座談時說：“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上海的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動“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組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廣大工礦和農村的縱深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