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的友情

　　要講周總理和我父親鄧小平半個多世紀的友情，一起共同參加革命工作，共同奮斗，確實比較難講。半個世紀是個很長的時間，提起周總理來，我父親曾經講過：“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就在一起住，對於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全國人民都尊重他。”

　　我父親和周總理是一塊兒到法國勤工儉學的，我父親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總理是11月份到的，前后腳。我父親到了法國以后，開始上學，后來到工廠做工。周總理到了法國以后就已經從事社會活動了。1921年成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周總理在執行委員會負責宣傳，我父親參加了這個組織。

　　1922年父親隻有18歲，在他們旅法的那些人裡面，是個小弟弟。

　　1923年，旅歐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了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歐名稱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總理當選書記。這次臨時代表大會我父親參加了。據當時有些人回憶，我父親那時候已經開始參加支部工作。

　　那個時候的支部工作當然是周總理主要負責，父親做些輔助性的工作，比如說辦《少年》、《赤光》，刻蠟版，做具體工作。根據父親講，他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跟周總理住在一起，朝夕相處，吃得很壞，白水、面包，大家又擠在一起。但是，革命勁頭、革命熱情非常高，這是一批年輕人。

　　那個時候，法國的思想比較活躍，各種各樣的思潮都有，周總理和我父親那時都選擇了共產主義，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爭。這段歷史很長了，當事人回憶得不多，就我們知道一點，我父親很懷念那一段的歷程。比如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習慣，父親愛看足球，周總理也愛看足球﹔父親愛吃那種牛角面包（CRASANG），周總理也喜歡吃﹔其實那在法國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好的東西了，所以幾十年以后他仍然懷念那時的生活。

　　那時候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李富春、蔡暢。據蔡媽媽回憶：周總理是做全天工作，我父親和李大章、傅鐘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晚上工作，叫做“半脫產”吧。這樣的時間大概有一年。1924年9月周總理回國。

　　我妹妹曾經問過我父親，在法國的時候和你關系最密切的是誰？父親想過以后說：“還是總理。我們在一起待的時間很長。”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親和周總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朝夕相處。周總理負責中央的具體事務，中央有什麼大事都向他請示。我父親處理的也是日常工作。政治局的會議父親列席，但他也有發言權，在會上周總理發言很多，我父親偶而發言。他們在一塊共同生活，共同戰斗。他們還有半年多的時間住在一起，周總理和鄧媽媽住樓上，父親那時候已經結婚了，和張錫媛媽媽住在樓下。解放以后蔡媽媽說：那時候哇，經常聽到樓下高高興興的。后來我妹妹就問父親：那時候老聽到你們那麼歡笑。父親說：“那時候我們年輕嘛，當然高興了。”

　　父親和張錫媛媽媽是在1928年4月結婚的，在婚禮上，周總理，鄧媽媽，還有其他人都參加了。當時正是白色恐怖，國民黨對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氣來破壞，非常艱難。

　　父親和周總理接觸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親調到北京當副總理，就在周總理的領導之下工作，從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親一直是作為副總理協助周總理工作。到后來，有時候周總理出國，父親作為代總理來接替他的工作。這段時間大概十幾年。父親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總理的，他對我父親我覺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別是后來父親做了總書記，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這時候，中央一攤工作，國務院一攤工作，他們倆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處理問題時互相都有一個默契。我父親處理事情比較果斷，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來主持外事，外事無小事，處理得非常細致，兩人合作得非常好。父親談到周總理時候，他那種神態呀，都是一種非常尊敬的一種神態。小時候家長還讓我們管鄧媽媽叫姑媽，因為她也姓鄧，但是后來沒叫起來。有時候周總理到我們家裡來，當然更多的是父親到總理那兒去。我現在也喜歡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響，他那時候經常去看足球，也帶著我去，有時候帶著其他孩子去。那時候周總理也去看足球。有時候他們在一起散步，有時候禮拜天一塊兒到野外去，比如說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總理看到我們這些孩子，他都會很親熱，有時候問我們：“你們家誰管錢啊？”我們說是我妹鄧楠管。他就會對鄧楠說：“啊！你也是總理啦！你的官兒跟我一樣大呀！”他跟我們家的毛毛說：“你是你們家的外交部長！”還問我的弟弟飛飛叫什麼名字？聽說我弟弟叫“飛飛”，就說：“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們才知道周總理曾經有一個用過的筆名叫“飛飛”。在我們這些孩子眼裡，周總理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

　　周總理對父親的其他方面也很關心。有一次周總理到我們家去，直接走到屋子裡，看到門口沒有警衛，就說：“這怎麼行啊，門口連個警衛都沒有！”后來就在門口給加了一個哨。

　　我媽媽還給我講過說：我以前不會吃螃蟹，后來到上海，周總理說：你怎麼不吃螃蟹呀？媽媽說：我不會剝。周總理說：那我來教你。他一點點教，怎麼把后蓋掀開，怎麼樣把胃拿掉，怎麼剝身上的肉，怎麼像抽屜一樣，一層一層把它剝開。我媽媽學會吃螃蟹是周總理親自教的。

　　就我們看到的，周總理和我父親之間的那種感情，那種友誼，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們見到周總理，既有一種尊敬，也有一種親切的感覺，覺得周總理是親人這種感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父親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總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護。當時那個環境非常艱難。

　　1969年林彪搞“一號通令”，把老干部們都趕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親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贛州，周總理知道以后，連續兩次給江西省“革委會”有關負責人打電話，說鄧小平已經是65歲的人了，身體又不怎麼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兩層樓，一個院子，樓上由父親母親住，樓下由工作人員住，有個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我父親聽了傳達，他立刻給中央寫了信。1972年1月，陳毅伯伯逝世，誰也沒想到毛主席出席了這個追悼會。“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這些老家伙們，也包括我父親、劉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總理立刻暗示陳毅的子女，把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后，周總理在見新疆代表團的時候，當著江青、姚文元的面說：“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鄧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這個風散出去。

　　毛主席決定恢復我父親的工作，作為周總理來說，他根據毛主席的決策來辦事，這個事情他不能多說，但是必要做的該做的他都做。當時周總理處境非常艱難。1972年6月，他批了一個文件，恢復我父親的工資待遇，同時也批准我到北京來治病。8月，父親就寫了封信給毛主席。毛主席說：鄧小平雖然犯了很多錯誤，錯誤很嚴重，但是第一個呢，不是叛徒﹔第二個是在蘇區時，是“毛派”頭子，第三個是協助劉伯承打仗有功，第四個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沒做一件好事。周總理得到這個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傳達，並且作為文件來傳閱。10月，父親就已經開始活動了，先后到韶山、井岡山參觀，還參觀了紅都機械廠，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總理給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先談譚震林的事情，讓他回北京，后來又談關於鄧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經提過多次，請他們議個辦法出來。12月底，紀登奎、汪東興正式提出建議，要我父親恢復副總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親得到通知回到北京。這年年初，周總理的病復發，這時候本應該很好治療，但是，他從1973年2月底到3月初，連續開會，討論父親復出問題，連續很多天開會，反復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討論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講明他的病情，請假去治療。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關於鄧小平復出的中央文件正式發出。這是周總理為父親的復出在病中堅持工作的情況。

　　3月28日，我父親和李先念一塊兒見周總理。警衛跟我講，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是坐在最邊上的靠背椅（不是沙發）上等著，我父親進來后，周總理立刻站起來，走到我父親那兒，叫一聲“小平同志”，兩個人握手，然后才進屋談話，當時他和李先念一塊兒和我父親談話。第二天就和我父親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我父親3月29日見到毛主席。當天晚上，周總理就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安排我父親工作的問題。這段時間，周總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療之中。

　　我父親那時候剛出來，就和母親一塊兒到一些老朋友家裡面去串門，當時到了好多老同志家。據媽媽說，4月9日她和父親到周總理那兒去，周總理在玉泉山養病，也正在做治療。那天，他們到了玉泉山一下車，鄧媽媽就在門口等著，我父親打過招呼之后，我媽媽激動，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鄧媽媽擁抱在一起。他們進屋后，周總理在裡面，這是我媽媽被“解放”后第一次見周總理。這時周總理特別交代了一句，他說：“你們要找保健大夫，找吳家的。”他還告訴我媽媽：“卓琳，你這個事不要忘啊！”我想他是對父親的復出寄予厚望，不但在醫療上做出保証，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慮。

　　4月12日，我父親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據有關材料講，周總理那時候也是剛做完治療就趕到城裡來參加這個宴會的，鄧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總理專門把父親讓到前面，給大家介紹，給西哈努克親王介紹。

　　周總理是一直希望我父親能夠接替他，特別是他患重病的時候，一個是他對我父親的了解，他對我父親當然是非常了解的了，這對他來說，我想這是他的心願，也是他這幾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這個過程非常艱難，一個是他的病情不斷加重，一個是外界的壓力不斷加大。

　　5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這是我父親復出后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周總理在會議專門還講了一段，對鄧小平的復出，絕大多數人都是滿意的，他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做事考慮問題都非常周到的。

　　但是就在1973年，父親問題逐步解決的過程當中，周總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評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開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爭。8月6日，江青就鬧著要把儒法斗爭寫進十大的報告裡面去。周總理說要消化消化。黨的十大上，我父親就作為主席團成員了，在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我父親復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事情看著好像越來越順利，但毛主席對周總理又提出批評。從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周總理，江青就講，這是“十一次路線斗爭”，說總理迫不及待。但開完會，主席講這次會議開得好，但他也批評了江青，說“十一次路線斗爭”講得不對。另外，不是總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父親恢復政治局委員，恢復軍委委員，參加軍委的工作，主席還特別講：“小平同志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是政治局請回來的。小平同志回來，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父親當中央秘書長的時候是1927年年底。主席還特別講了我父親是“綿裡藏針，柔中寓剛”，這樣父親才算是恢復到領導職位上，參加主要領導工作，這時候才正式定下來。

　　1974年一開年，周總理就開始大量便血，身體明顯地壞了。這年1月，他又主持軍委會議，落實我父親參加軍委工作，成立軍委五人小組。1月底，“四人幫”開始向總理發出新的進攻，開始是批林批孔的動員大會，遲群、謝靜宜將矛頭對著周總理，批現代的大儒，發動了襲擊。2月，毛主席就講了話，說遲群、小謝講話有缺點，講話不宜下發。后來，周總理又根據這一個精神，進行了傳達，作出了決議。江青大鬧一場。這是1974年“四人幫”第一次向周總理和我父親發難。

　　3月，周總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無論如何應該休息，但是這個時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讓我父親參加聯大會議。“四人幫”開始不同意，江青大鬧政治局。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同意了，她不同意。毛主席給她傳話，說是毛主席的意思，她也不答應。最后還是毛主席親自給她寫了一封信，說：“這是我的意見，你以不要反對為好。”這樣才把這個風波平息下來。

　　我父親出國的事情定下來后，周總理就開始安排我父親的行程，他顧不上自己病重，從飛機的航線，是飛東線還是飛西線，民航怎麼試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沒飛過的話，是不是請法航幫幫忙。另外，對父親的歡送儀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請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們鄭重其事地出去。他還交代，要鋪上紅地毯，以最高的禮儀規格來歡送我父親出席聯合國大會。在整個歡送過程中，周總理又打起精神，始終鼓掌。我父親在國外的時候，周總理就一直堅持著不治病。

　　4月19日，父親從聯大勝利回來，總理又到機場迎接。4月20日，周總理才召見醫療組的成員，談他的病，緊跟著又是檢查、治療。到了5月30日總理就住院。6月1日，當天施行了一次大手術。

　　總理這樣支持父親工作，保証父親完成任務，他做出這樣安排，做出這種犧牲，不只是為了父親，而是為了將來，為了我們國家。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材料，19日晚，把父親接回來，20日凌晨2時，他見醫療組，我內心這種震動啊！

　　周總理住院后，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召開會議，6月中旬“四人幫”又發動進攻，組織批“現代大儒”，矛頭也是直指周總理。到7月中旬，毛主席又把這個事制止了。在政治局會上毛主席講，她（指江青）不代表我，她隻代表她自己。又重復說：總之，她不代表我。

　　8月，經過醫生檢查，發現周總理的癌症又轉移了，8月10日第二次做了手術 。

　　關於四屆人大的安排，毛主席10月4日打電話給周總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對周總理說：四屆人大，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這是主席開始下決心了，已經下決心了。在周總理病重的時候，毛主席希望我父親能夠接替他的工作。

　　10月11日，毛主席又講，還是要以安定團結為好。毛主席這個安排，一個是讓我父親接班，一個是要大家安定團結，是作為一種政治安排，他希望穩定下來。10月17日，江青開始有預謀地發動攻擊，在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刁難我父親，讓我父親表態。我父親就一步也不讓：這個事情我要調查。江青就在政治局罵起來。我父親和“四人幫”一伙的矛盾非常尖銳了。

　　10月18日，當時毛主席在長沙。這天，王洪文跑到毛主席那兒去告狀，受到毛主席的批評說：你不要跟他們搞在一起。王洪文回來，又找周總理做檢討，實際上並沒有悔改。

　　10月19日周總理見王海容、唐聞生，講“風慶輪”事件，說，這個事情本來就不是什麼問題，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當然還要做工作。

　　10月20日，王、唐隨著外賓見毛主席，向毛主席匯報了這個情況，主席當時批評“四人幫”以后，決定：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第一副總理。毛主席還講：總理還是總理。原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是由王洪文負責，這次毛主席講了，四屆人大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兩個人負責。

　　在這之后，周總理、父親和其他同志們，圍繞四屆人大開始更緊張地工作。

　　我父親經常到周總理那兒去，葉劍英、李先念這些同志，也都經常到周總理那兒，商量四屆人大各項工作的安排。

　　12月，周總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壞，醫生希望周總理趕緊住院手術。而四屆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周總理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葉帥就交代醫療組成員，無論如何要保証周總理這趟行程的安全。醫生認為，他無論如何不能走，不能再出差。但是作為周總理來說，重任在肩，無論如何他要親自來做。

　　12月23日，周總理和王洪文飛長沙，跟毛主席談了兩天。這時候毛主席的心情也比較好，他還特別對周總理和王洪文講到我父親，“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這樣四屆人大的准備工作就安排妥當了。然后，毛主席又和周總理單獨談了一天。

　　這時總理身上的腫瘤開始全面轉移了，總理他不是不明白，但這個時候他是拼命。

　　1975年1 月中旬，四屆人大開幕了。

　　周總理在這個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提四個現代化。

　　此后，我父親先后提出“整頓軍隊”、“整頓鐵路”、“整頓鋼鐵”、“整頓國防工作”，反對派性，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聽家裡人講，父親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從早到晚，沒有閑的時候，始終在連軸轉地工作，以那種無私無畏的精神，為了挽救這麼樣危險的局面，日以繼夜地工作。

　　周總理始終支持父親。重大的事情我父親也都找周總理商量。我看到一個記錄，我父親幾乎每周都要到醫院那兒，和他單獨談話，談工作，或是半個小時，或者是幾十分鐘。

　　但是，這一年也並不是風平浪靜的。3月，張春橋提出“反經驗主義”。4月，江青在政治局布置要“大反經驗主義”。

　　我父親見毛主席，反映了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看法。江青就跟我父親頂起來了。毛主席同意父親的看法，在姚文元送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反經驗主義不妥，似乎應該提反修正主義，既要反經驗主義，也要反教條主義，包括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這樣把“四人幫”的進攻打退了。毛主席讓政治局批評“四人幫”。當時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會議，5月底6月初，我父親兩次組織批“四人幫”的會議。

　　5月3日，周總理到毛主席那兒開會，和主席討論這個問題。5月4日，周總理又親自寫報告給毛主席，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整個情況，得到主席的批准，最后周總理又連夜召開會議，核對毛主席講話的筆記，然后又主持開會研究，隨后下發一個正式的文件，以正視聽。那時，總理的病已經很重了。

　　9月7日，周總理最后一次見外賓，他就講了：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擔任，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夠勝任，完全能夠繼續貫徹黨的方針路線。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夠完全貫徹中國共產黨對內對外的方針。這時我父親也在場。周總理這次見外賓的時候，腳已經腫得很大，鞋都穿不上。

　　9月20日，周總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要做第四次大手術。在用車推他進手術室之前，他喊了聲“小平同志！”叫我父親過來，他的身體非常虛弱，但是他用很大的聲音說：“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的工作証明，你比我強得多。”這是他要讓所有在場的人都能夠聽見他的話。總理認為他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來支持我父親的工作，有人說這是最后的一搏。這是生命最后的一個吼聲！

　　這次周總理又搶救過來了，但病情很重，生命始終在旦夕之間。我父親來看周總理，也就待5分鐘。后來，毛遠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關情況，毛主席開始對我父親的工作不滿意，認為是在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讓毛遠新找我父親談。我父親講：“我昨天剛問過主席，這段工作怎麼樣？主席說還可以。”把毛遠新頂回去了。談話以后，我父親馬上就到周總理那兒去了一趟。此后政治局就開始批評我父親。我媽媽問他：批評以后你怎麼做？我父親講，到那兒就是宣布開會，然后就請大家批。他就泡杯茶。然后到點宣布散會，他抬起屁股來就走。他也不妥協。

　　整頓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來了。中央開了打招呼會，發文件叫大家學習，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時周總理的生命已經垂危了。

　　12月底，周總理心臟突然停止跳動了。我父親、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都來了。這次又搶救過來了。大家來看周總理，張春橋走過來的時候，周總理說：“春橋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幫助小平同志工作。”這是他死而復生后的再次奮力一搏。他知道，形勢很壞了，但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他還要盡他生前最后的一點力量，希望起點作用。實際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說動張春橋這些人。實際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態度，希望能夠影響他們。總理用心之苦哇！這種事情想起來真是讓人非常非常地難過，這種事情也是很殘酷的。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我父親忍著巨大的悲痛，為周總理致了悼詞。本來周總理留下遺囑不開追悼會，我父親講：這個人民不答應。我想由我父親致悼詞，如果周總理在天有靈，他是欣慰的，如果讓周總理選擇，他一定會選擇我父親。我父親也願意為他做。

　　周總理和我父親兩個人性格不同。周總理非常聰明，善於團結人，善於融合各種不同的意見，事無巨細，認真負責。我父親則比他剛，比他硬，處事從大處著眼，但是容易被打倒。周總理知道我父親的特點，知道我父親能夠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擔起他的工作。我父親對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這個兄長心裡想的是什麼。

　　后來，我父親多次講過，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周總理講過違心的話，但是，全國人民原諒他，他得到全國人民的尊重。甚至在“文革”期間他就跟周總理講過：你那時候不得不這樣做，不這樣，就不能保護這麼多老干部。我父親說：我的性格不同，我不會委屈求全。這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講的，是他跟我母親講的，說過這個話，周總理也體諒他。兩個人心心相印，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奉獻出他們自己的一生。

　　周總理逝世之后，我父親就失去了工作的條件，但是事情還沒有完。就在清明節的時候，4月5日群眾對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滿意，在悼念周總理的時候，掀起了又一場轟轟烈烈的“四五”運動。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父親再次被打倒。我父親的這次被打倒，又和紀念周總理的活動聯系在一起。正是這樣，才顯示了中國人贊成我父親的這些做法，贊成周總理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父親復出，開始改革開放局面，創造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是和1972至1975年，特別是1974至1975年這些年的斗爭，我父親和周總理共同戰斗這段歷程分不開的，也是和我父親和周總理，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直努力分不開的。

　　要說我父親和總理的關系，從中國現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密切？這麼長的時間？他們的性格、作風都不同，但又那麼心心相印幾十年，半個世紀多，生死與共，風雨同舟。都說人生難得有知己，父親和總理才真正是知己。

　　就不用說領導人，就說我們這一生，有幾個知己？有沒有知己？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我想，這也是他們的幸福。

　　對周總理去世，我父親的悲痛是沒有人能夠代替的。父親是非常冷靜的人，他對自己的生死，對其他這些東西，看得非常的開，但是周總理的逝世對他的打擊是非常大的。他知道，周總理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還是非常難過，我父親在念稿子念到：“周恩來同志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時候滿場“嗚嗚……”全都哭了。

　　我記得那時候，周總理的靈柩從天安門前經過到八寶山，一路上都是送行人們的哭聲。在開追悼會的時候，我母親帶著我們家孩子都參加了追悼會。那時候我沒去，因為我在醫院裡頭。送葬那天，很多病號都冒著寒風跑到外面去，跑到301醫院門口的馬路上去看。我那個時候弄了一瓶酒和一點酒菜，和病友王魯光一塊喝酒，把酒洒在地上。我記得我一直在說，一面哭一面說，真是痛苦啊！痛哭流涕。我說：前一段歷史過去了，我們面臨的將是新的一個局面了。

　　“文化大革命”總理那麼忙，他還在關心我的治療，親自批准我回京治療，這也是總理做的好事，受惠的何止我一個人。

　　我父親和周總理這份友誼真是偉大，世上難找的。偉大的友誼，世人難找啊！不只是法國那麼艱難，上海那麼危險，一直到戰爭環境下，到解放以后，這麼多路線斗爭，這樣曲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麼驚心動魄，真是難以想象。他們倆這種關系如果寫篇小說，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作者為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鄧小平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