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把12歲去東北看做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

　　編者按：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答問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答問錄，收錄了周恩來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間接受中外記者採訪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答問、散發的聲明等文稿64篇，約30萬字﹔書中同時收錄83幅珍貴歷史圖片，圖文並茂。以下是書中收錄的1946年9月周恩來《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勃曼採訪》全文。

　　我從事於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后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裡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裡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裡還有農民的成分。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隻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台高筑，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裡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貽淦病重，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詞唱。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后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傳》。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於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於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願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隻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東北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裡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后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式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介紹我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志。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給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后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我當過會長。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后，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后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后，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日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我出身於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國的原因，當時正值大戰之后，在法國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讀。但我到法國后，並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跟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

　　后來一度去德國。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時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當時參加的有王若飛、羅邁等同志，我是青年團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組織發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國的留學生。朱德在德國，聶榮臻在比利時，陳毅才自法返國，以后其中入黨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國內國共已將合作，我得孫中山之命，與另一國民黨員王京岐在歐洲組織國民黨。當時在法國的有張厲生、張道藩。當時我們的斗爭對象是青年黨，這個黨當時在法國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們主張國家主義，堅決反對國民黨。但在斗爭中我們有時也講統一戰線，因此與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國，當時馬克便宜，在德國買了許多書，結果沒有來得及讀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國。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

　　中國自鴉片戰爭后，一百年來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經濟落后，工業不發達。因此，許多民族主義者開始摸索民族獨立的道路。當時，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達到了維新，中國也想尋找這一條路。可是，中國封建勢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專制統治，但並未打倒封建主義，袁世凱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權，中國對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輕工業曾一度有機會發展，國內的工人階級已發展到一定數量。大戰結束后，德、奧、俄帝國倒台。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歐洲其他國家也發生革命運動，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民主主張。但中國國內封建勢力的頭目袁世凱竟對日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而那時的孫中山活動還僅僅浮在上層，他的主張中沒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動不深入群眾，沒有群眾作基礎。因此，當時的急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就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從世界大戰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毛病，並認識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未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就趨向社會主義。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潮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也因為我們這批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了歐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要社會主義來擔當這個責任。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是農民運動。中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實質上是農民解放。太平天國、義和團，都是農民起義，這些革命運動常帶有農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敗原因即在於沒有找出農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領導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常常忘記了農民的要求，運動又無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來就出賣了農民的利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統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來的袁世凱，都依靠外力鎮壓農民運動，因此農民革命運動常告失敗。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太平天國的精神，加以發揚，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學得了美國改革土地的辦法——即收土地稅。但他的活動始終未深入農村去了解和組織農民，革命運動並未與農民結合起來，在城市也未與小市民結合，奔走數十年，都是在狹小的圈子裡。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對孫中山沒有深刻印象。當時的三民主義僅有幾個簡單口號，沒有政綱和政治理論。后來，國共合作，三民主義的內容才充實起來，成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義。這以后經過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廣泛發動群眾，三民主義才深入群眾，在群眾中生根。所以，今天我們所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主張作標准的。

　　從歷史上看，國民黨可分五個時期。這是根據它每一時期所包括的階級成分與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劃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興中會，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這個時期，它代表華僑資本家和勞動者（洪門）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國內依靠知識分子中不滿意清朝統治和外國侵略的人，還有社會上的青幫紅幫，不滿社會現狀的人，失業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稱國民黨，一九一四年又改稱中華革命黨，它的成分日漸狹小。當時，華僑中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護國民黨，一派反對它。在國內，是依靠一部分紳士、買辦官僚、知識分子，而以依靠軍人為主，它的基礎很小。知識分子與軍人合不起來。結果，代表軍人的陳炯明，於一九二二年趕走了代表知識分子的孫中山，於是孫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組后，改稱中國國民黨，基礎大為擴大。因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員就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層人士，總之，成分包括各階層，成為一個民族的政黨。也正因此，黨內分成左右兩派。革命發展到了一定時期，兩派破裂，發生了“四?一二”的清黨運動。

　　四、“四·一二”之后，國民黨本身就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

　　五、從抗戰開始直到現在。抗戰開始后，基礎又有所擴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上層軍人階級的利益。國民黨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與它的綱領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綱領中任何規定都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階級的反對﹔改善軍人待遇遭受上層軍官的反對﹔發展民族工業，遭受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的反對。不僅政策與黨的統治集團相矛盾，而且黨內上下層互相矛盾，下層的意見、利益，都不能實現，一切大權操於CC、黃埔與財政集團之手中。這些集團所以能操縱全黨，首先是依靠軍權，並且得到其他國家權力的幫忙。

　　國民黨現在是靠軍隊、政權、特務、銀行控制全國，各派都有他們自己的銀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國（孔祥熙）、農民（CC）、交通（一半CC），但黨的開支靠金庫。參議會曾向國民黨提出過批評，其后他們往金庫撥了一筆款子做基金。國民黨不肯放棄一黨專政，就是因為它握有軍、政、金融等權。

　　一九二四年我返國時，國民黨已改組。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一九二五年參加兩次東征，曾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當時國民黨內部即有兩派，一派主張國共合作，一派反對合作，兩派斗爭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借口海軍要叛變，逮捕了許多進步分子。經此事后，我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隻擔任教員。北伐時，共產黨是仍然與蔣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運動（在廣東、在法國也都做過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為響應北伐軍三次舉行暴動，我參加了其中的兩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動時我尚未到滬）。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二日組織三十六萬工人總罷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舉行第二次起義，但因革命軍未到，起義未能與革命軍配合而失敗。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兩天內擊潰張宗昌的軍隊三個團，共一萬多人，工人繳獲了步槍四千多支及其他短槍、機槍等。當時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八十萬，直接作戰的一萬多人。開始時工人隻有三百多支短槍，起義一開始，就從警察那裡繳來大批武器，在南市、閘北、虹口、吳淞……的戰斗都得到了勝利。這時蔣介石已經到了江西，與武漢政府已經開始沖突，而白崇禧領導進攻上海的北伐軍聽說工人罷工，就不前進，希望工人失敗，他再進來。

　　北伐軍到達南京、上海之后，蔣即親自到上海來鎮壓工人。他同外國勢力勾結，並且收買流氓，一起進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偽裝工人在工人糾察隊裡引起沖突，接著借口調處，把軍隊開入糾察隊司令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把工人糾察隊繳了械。十二日，即開始了大屠殺，當天即殺死幾十人，傷二百多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好多工人被屠殺。

　　“四?一二”之后，中共馬上變成了地下黨，我仍留在上海辦理善后事宜，把許多人送到武漢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國商船去武漢，這時武漢政府內左派與右派的對立已逐漸明顯，農民運動在湘、鄂、贛、粵蓬勃展開，農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對農民運動。到了“七?一五”汪精衛便正式“分共”，實行寧漢合作。接著我們就去南昌發動起義。

　　南昌起義的部隊是賀龍第二十軍，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共約兩萬余人。當時參謀團中有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李立三、張國燾等，我也是其中成員之一。宋慶齡、鄧演達都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起義軍后來失敗了，是因為犯了一個錯誤，即沒有與當地農民結合起來而要向廣東去建立根據地。結果在潮汕與錢大鈞等部激戰失敗。失敗后的隊伍，一部分到海陸豐與當地農民結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領退到福建、江西邊境，以后轉到湖南，后來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是由武漢國民革命軍警衛團和農民自衛隊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主要在軍隊中工作。后來參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時，我曾繞道歐洲到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執委會議。辦出國護照時，我照了一張相，叫陳賡認，並且告訴他這個人是黃埔軍校的，他想了半天認不出來。我於是就大膽地用這張相片向國民政府外交部申請，領了出國留學的護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認識鄧穎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結婚。

　　鄧穎超同志的母親是一個中醫，當她近六十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勸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鄧老太太回答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當時正在蘇聯——法官無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談判開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頭四次完全失敗了。第四次是陳誠指揮的，失敗得最慘，於是蔣介石決心加強訓練，這便是廬山訓練的開始。

　　紅軍長征到陝北以后，東北軍即開始圍攻。徐海東部首先把東北軍打垮了一個師、一個旅，后來又打垮一個師。於是東北軍的官兵不願內戰，要求抗日。中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向東北軍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雙方取得默契，互不攻擊。這時蔣介石也派人來秘密接洽，要我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接受和平，同時蔣介石仍加緊壓迫東北軍向紅軍進攻，以便削弱紅軍，使中共易於接受他的條件。張學良及其部下不願意進攻紅軍，蔣介石乃親至西安，逼張打共產黨，並且說，他如果不打，就派蔣鼎文來代替他，並要把他調到福建去。於是張學良決心發動事變，扣留蔣介石。事變發生后，我們在陝北保安接到張學良的電報，他要我們派代表去西安與蔣談判。在西安參加談判的共五人：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宋子文、蔣夫人、蔣，還有我。談判結果，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准備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夫人堅持要在這一天送蔣回京，張學良自己答應了親自送蔣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張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會從此被囚。張學良被囚以后，東北軍將領、士兵大為憤怒，以至殺死張學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況嚴重，鬧了兩個月才告平靜。從那時起，東北軍被蔣介石分散到各處，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開始了國共談判。我曾一次去杭州，兩次上牯嶺。當時顧祝同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談判的結果國民黨答應中共為合法政黨，承認陝甘寧邊區，改編紅軍為八路軍。但是后來國民黨政府始終未正式承認陝甘寧邊區。

　　抗戰開始后，我與朱德、葉劍英將軍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劃定作戰地區。朱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我也去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十一月間，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臨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漢，一直住到武漢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們是武漢失守前最后離武漢的一批人。從武漢撤退，路過長沙時遇長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慶。

　　抗戰中的國共軍事磨擦，開始於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以南的關中地區。十月，河北的國民黨軍隊進攻八路軍。十二月，山西閻錫山的舊軍打新軍。一九四○年國民黨朱懷冰部進攻冀豫邊區。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發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近一萬人，除有兩千人突圍以外，都被殺或被俘，目前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慶去桂林，到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五月返重慶。六月返延安。因騎馬傷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醫治。政府的飛機送我到蘭州，然后乘蘇機赴蘇，入克裡姆林宮醫院。到一九四○年二月返延，體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慶，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談判決裂，開始在報紙上斗爭。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蔣介石談判也無結果。一九四三年八月，我與林彪等離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將軍決定派美軍觀察組和記者團去延安，我在延安歡迎他們。十一月赫爾利去延，達成五條協議，大概內容是為了打敗日本建立新中國，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包括各黨派人士，統一軍隊，改革政治，給人民自由。這是毛主席與赫爾利雙方簽字的，但具體內容從未公布。

　　史迪威與赫爾利政策的差別，就是史迪威主張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軍隊，他是執行羅斯福政策的。赫爾利的主張卻是要經過蔣介石來援助。他也贊成聯合政府，但對共軍的援助必須經過聯合政府。赫爾利的主張雖如此，但蔣介石仍然不同意，結果赫爾利放棄了自己的聯合政府主張，公然站到蔣介石方面反共，於是赫爾利的帝國主義面目暴露了。

　　馬歇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開始來華時，我覺得他直率、朴素、冷靜，與史迪威相似。我們在三個月內相處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東北問題起來之后，雙方意見常有距離。他對蘇聯有猜疑，往往把蘇聯牽涉到各種問題上去，加上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使我們和馬歇爾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但是，我與馬歇爾個人關系很好，我認為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