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尊重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利 強調民族區域自治

　　周恩來有關民族問題的思想是很豐富的，最突出的一點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或者可以說，民族平等觀是周恩來民族問題思想的核心和基礎。

　　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既表現在國內不同的民族之間，也表現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周恩來對民族間題最早的系統表述是他１９４１年６月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這篇文章在分析“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兩個口號在抗日戰爭時期特殊積極意義的同時，也通過對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闡發表達了作者的民族問題觀點。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國民族自由獨立於世界﹔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周恩來在文中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作了深入闡發，但他明確指出，國際間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外方面的精華，而中國境內各民族應一律平等又是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內方面的首要涵義。①因此，周恩來在這裡表達的民族思想明確是以民族平等為基准的，而且這個基准在他以后的民族思想中始終沒有改變。本文從五個方面對周恩來的民族平等思想加以論述。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

　　像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周恩來是從愛國走向革命的。周恩來在回顧自己青少年的歷程時說過，我自己和大家一樣受過舊教育，后來因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覺悟起來。②青年時代的周恩來曾東渡日本、西赴歐洲，他與他的同學感到“一出國門，就覺得中華民族處處受人歧視欺侮，國際地位很低，深感憤慨。”③周恩來深切地感受了民族危機的深重，他的經歷使他有著極為濃郁的民族憂患意識，同時也使他有著為實現民族平等而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的鮮明民族思想。這一思想早在他留學國外和投身五四運動時既已頻頻出現在他的言論和文章中，而在中華民族抗擊外國侵略最為激烈的抗日戰爭時期顯得尤為突出。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中華民族是處在被壓迫民族的地位，它要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它要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自力更生，從抗戰中達到解放之路。為民族利益而奮斗而犧牲是中華兒女最光榮最主要的任務。④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中國共產黨人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標，周恩來在這裡表現出來的民族思想是和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標相一致的。

　　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除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外，周恩來的民族思想著重強調了三個方面：喚起民族意識﹔實現全民族的團結﹔自力更生、獨立自主。

　　民族意識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和利益的感悟。民族意識的覺悟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標志，也是被壓迫民族爭取自身解放的必要條件。周恩來講道：“一般的人開始最容易有一個民族觀念、民族立場。因為中國是一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容易使我們產生愛國的民族觀念。”⑤這裡的“民族觀念”、“民族立場”實際就是民族意識。民族意識總是首先發生在民族的先進分子那裡，然后由他們向全民族擴展。無疑，周恩來是中華民族意識的最先覺悟者之一，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意識最積極的喚起者之一。他不遺余力地宣傳中華民族，教育人民熱愛中華民族。他常說：“中國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華民族有兩大優點：勇敢，勤勞。這樣的民族多麼可愛，我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源泉。”⑥他在中華民族最危機的時期大聲疾呼：“寇深矣！禍亟矣！同胞們，起來，一致地團結啊！我們偉大的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斗！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斗！勝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⑦

　　民族意識是建立在對自身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的﹔建立強固的民族意識，離不開優秀民族文化的樹立。周恩來在闡發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時提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目前抗戰中特別需要。中國的民族道德、民族氣節應該發揚光大。⑧

　　團結是勝利的保証，也是實現民族獨立，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前提。這一點在周恩來的民族思想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他多次指出：“我們主張除漢奸外，全中國人民都應團結起來，共同抗日。就連漢奸除絕對堅決不願悔悟者外，都應爭取之，寬恕之。我們認為在中國，階級利益並不與民族利益矛盾。除掉極端自私自利大發國難財的極少數分子外，任何階級欲維持其整個階級利益，隻有從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達不到，階級解放也無出路。”⑨他在紀念辛亥革命２７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在反對日本強盜的自衛戰爭面前，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種族、階級、黨派、信仰、性別，都應該聯合起來……中國抗戰，非全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不能成功。”⑩周恩來的這些論述，不但為當時抗日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顯然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因為，爭取民族獨立、抗擊外國帝國主義需要全民族的團結，維護民族獨立、實現民族振興更需要全民族的團結。特別在當今實現和維護祖國統一的斗爭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從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自覺地促進民族團結、維護民族團結。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主張，爭取民族獨立，主要的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要自力更生。周恩來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他反復強調，中華民族是能自立能奮斗的民族。他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對外方面涵義的第一點解釋就是“中華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獨立解放。”１１這一思想也貫穿於以后周恩來的整個外交思想中。建國前夕，他在論述黨的外交方針時就說：“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在政治上，我們的立場仍然是民族獨立，平等相待。”12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地辦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強獨立的表現，也是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從無數帶血的事實中得出的教訓和經驗。

　　總之，喚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獨立和解放，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獲得應有的平等地位，這是周恩來民族平等思想在對外方面的首要一點。

　　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主張國家平等和相互尊重

　　對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被壓迫民族來說，長期的落后需要長期的奮斗加以改變。在此過程中，它仍然需要同帝國主義的各種阻撓破壞作斗爭，需要同各種具有自身利益的外國或外國集團打交道。因此，獲得獨立以后怎樣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是各種對外民族思想必須要回答的問題。由於作為共和國總理和長期主持外交工作的特殊身份，使得周恩來民族思想在這方面的內容十分充分，而它所體現的仍然是民族平等的基本精神。

　　首先，周恩來極力主張維護中華民族在國家關系上的獨立和尊嚴。建國之初，周恩來在《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的講話中提出了六項外交方針，其中第一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而這個新的基礎就是毛澤東在建國之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六項方針的第三條則是“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即“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余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13這些比喻很恰當，且有不可動搖的原則性，它充分顯示了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領導人在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方面的堅定立場和嚴正態度。

　　其次，基於民族平等的思想，周恩來不但為維護和保衛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和尊嚴竭盡全力，而且向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主張國家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講道：“我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觀念，因為他們認為隻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是統治世界的特殊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被統治者。我們也反對其他帝國主義的民族優越觀念，或人種優越觀念，因為他們認為被他們統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其國內的有色人種，都是劣等民族，或將被淘汰的人種。”１４周恩來也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中國人民反對一切壓迫其他民族的非正義行為，同情和支持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解放以后更反復陳述了這一觀點，並為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國際新秩序而作著不懈的努力。更有意義的是，由周恩來提出並由他和印度及緬甸領導人共同倡導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如今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國家關系准則。這是周恩來為實現國家關系方面的民族平等對人類進步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

　　然而，就上述而言，周恩來國家關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似乎並未超出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所具有的民族主義思想范疇，但周恩來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決沒有停留在這一點，因為他在國家關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始終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基礎之上的。建國初期，他在闡述我國外交工作的思想領導時，所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堅持國際主義，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處理黨的關系、國家關系以及民族之間關系的一項基本准則。馬克思主義要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結合。周恩來早就說過：“中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矛盾，也不沖突。國際主義者在中國必須堅決實行中國民族主義，才能使中華民族得到獨立解放，走向國際舞台。同時，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必須同情和聯合國際主義的運動，才能共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求得國際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15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總是在熱愛自己的民族，維護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時，也以博大的胸懷無私地支持和幫助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切正義事業。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無產階級的民族觀和其他一切民族主義思想區別開來。周恩來的上述思想也正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有別於其他民族主義平等觀的根本所在。

　　堅持反對大漢族主義

　　民主革命時期，由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最主要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這就決定了周恩來的民族平等思想主要側重於國家之間的民族關系。但隨著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被推翻，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實現，周恩來的民族問題思想就大量地側重於國內民族關系了。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於漢民族在人口、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絕對優勢，漢族的統治階級又較長時間地掌握著國家政權，並長期對少數民族實行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從而造成了少數民族對漢族的不滿、戒備、敵視和民族關系的緊張。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並在自己的民族綱領中始終將鏟除民族壓迫和歧視，反對和消除大漢族主義作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重要內容。解放以后，對此問題更是充分重視。這方面，周恩來的民族思想表現得十分充分。具體來看，他是從四個方面論述這個問題的：

　　１．“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就是既反對大民族主義（在中國主要是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特別要注意反對大漢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16這是因為，漢族在歷史上長期佔有統治地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國民黨不承認少數民族，隻提‘邊疆問題’，並且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壓迫少數民族，這樣就加深了民族隔閡。”１７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和歧視使得大漢族主義有著深厚的社會土壤。解放以后，雖然鏟除了民族壓迫和歧視的政治制度，但由於長期的歷史影響，漢族社會中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不尊重現象在一定的時間內和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這種現象的存在極大地妨礙了民族團結，妨礙了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和社會主義總目標的實現。地方民族主義也是需要反對的。“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態度的話，發展下去就會產生民族分裂的傾向。”18

　　２．大漢族主義有時是自覺的，有時則是不自覺的，要充分注意少數民族的心理感情。周恩來多次講到：“歷史上有大漢族主義思想，現在也還有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當然，不自覺的多，自覺的少。”１９“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漢族因為居於優勢地位對少數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體會的。”20“我們的干部，在處理民族問題的時候，大漢族主義常常會不自覺的表露出來。就是很注意這個問題了，有時也不免會有一些疏忽。所以，我們在工作中要處處謹慎，否則小事情會變成大事情，局部性問題會變為全局性問題，即刻就會闖出亂子來。”２１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的被壓迫地位，使得他們在與漢族的交往中對涉及他們民族的問題十分敏感，經常表現出對於漢族的戒備和懷疑，這一點並沒有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自然消除。而漢族同志如果對此不警惕、不謹慎，往往就會在不自覺中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因此，在各民族的相處中，“漢族一定要自覺，遇事應多責備自己，要嚴於責己，寬於待人。這樣少數民族也就會跟著漢族的樣子做，各個民族就會真正自願地合起來。”２２反對自覺的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和警惕不自覺的大漢族主義，這是周恩來嚴密細致的工作作風在民族問題上的體現。他切實揭示了當時在民族問題上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而這種揭示至今仍不失儆戒意義。

　　３．歷史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現在我們應“代為受過”，向少數民族賠不是。周恩來多次說：“我國有些少數民族，原來是居住在中原的，后來漢族逐漸發展，就把他們擠到邊疆去了。漢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區的地理氣候條件好，經濟、文化也比較先進，處在有利的地位，這樣漢族就逐步地得到了較快的發展。”23而漢族統治階級又長期地掌握著中國的政權，對少數民族實行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近代以來的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權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更加深了民族之間的矛盾。因此“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后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向他們賠不是。”24周恩來的這些論述符合列寧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一條原則：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壓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對待自己的不平等來抵償社會上實際形成的不乎等。它也在實踐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４．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根本目的在於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在《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周恩來對此講的很清楚：“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必須從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個共同目標出發。如果沒有這個共同目標，就反對不了兩種民族主義。”“要把我國各民族經濟、文化事實上不平等的現狀逐步加以改變，為共同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團結，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來批評。漢族同志中如果確實有大漢族主義的傾向和錯誤，就批評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而不要簡單地、不加分析地指責，不要對漢族的整體產生懷疑、不信任。不然就會助長民族分裂的傾向，不能達到民族間的團結。”25共同目標和團結這一點十分重要。不管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應該時刻牢記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時刻不忘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不管批評地方民族主義還是大漢族主義，都應該從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團結統一、從建設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這一共同目標出發。“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民族的最高利益。”26今天我們重新溫習周恩來的這些論述，依然感到具有十分重要的教益意義。

　　尊重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利，強調民族區域自治

　　政治權利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首要內容。馬克思主義歷來重視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尤其重視對被壓迫民族和處於少數地位的民族政治權利的尊重。中國共產黨將民族區域自治確立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半個世紀以來的實踐証明，這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制度。周恩來是我國民族工作實踐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也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創立人之一，而他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有關論述又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這方面理論的經典之作。周恩來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篇文章：《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共同進步》（１９５７年３月）和《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１９５７年８月）。這兩篇文章透徹地分析了我國實行這項制度的特點、必要性和意義，也是周恩來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內容。

　　民族區域自治首先是建立在對少數民族應該享有政治平等權利的承認和尊重基礎之上的。每一個民族都應有自己的政治權利，但在不同的國家這種權利的實現各有區別﹔而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則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實現少數民族政治權利的正確選擇。周恩來從我國和蘇聯的對比中詳盡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蘇聯的自治共和國和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與兩國的歷史有關，也與兩國革命的背景有關。“俄羅斯在 １９世紀已經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還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擁有殖民地。那個時候，在俄羅斯周圍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這個俄羅斯政權統治著。這是一種殖民統治。而且，當時俄國的各民族都是一個一個地各自聚居在一塊。中國的歷史同當時俄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中國的民族發展在地區上是互相交叉的，內地更是如此。漢族曾經長時期統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區擴張﹔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進入過內地，統治過中原。這樣就形成各民族雜居的現象，而一個民族完全聚居在一個地方的比較少，甚至極少。”“歷史的發展使中國各民族多數是雜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響。中國民族多，而又互相雜居，這樣的民族分布情況，就不可能設想採取如同蘇聯那樣的民族共和國辦法。因為要構成一個民族共和國，需要構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絕大多數的民族人口要聚居。”俄國十月革命“是在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裡進行革命的，所以必須摧毀舊的殖民地關系。為了把各民族反對沙皇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同無產階級、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斗爭聯合起來，列寧當時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並且承認各民族有分立的權利，你願意成為獨立的共和國也可以，你願意參加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生義共和國來也可以。當時要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站住腳，就必須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允許民族分立。這樣才能把過去那種帝國主義政治關系擺脫，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社會主義國家站住腳。當時的具體情況要求俄國無產階級這樣做。中國是處在另一種歷史情況之下。舊中國雖然有北洋軍閥和后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壓迫勞動人民，壓迫兄弟民族，但是整個中國則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成為半殖民地，部分地區則成為殖民地。我們是從這種情況下解放出來的。革命的發展情況也和蘇聯不同。”我國各民族的密切聯系，在革命戰爭中就建立了起來。“總之，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對外曾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內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戰爭中同甘苦結成了戰斗友誼，使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們這種內部、外部的關系，使我們不需要採取十月革命時俄國所強調的實行民族自決、允許民族分立的政策。”27這裡，周恩來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我國為什麼必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學習蘇聯，實行民族聯邦制的原因。一切從實際出發，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思想基礎。我們正是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才找到了實現民族政治權利平等的最好途徑。周恩來對於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的充分論述和強調，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在此問題上的充分展示。

　　但是，在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並不僅是實現民族政治權利平等的終極目標，作為一種政策、一種制度，它更多地是一種實現民族團結和繁榮的手段。如同反對大漢族主義最終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一樣，周恩來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論述，也強調了它的歸結點的問題。周恩來反復說明：“在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中，我們採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為了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立、民族‘單干’。”28“我們主張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樣做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有好處。”２９可見，在周恩來的民族思想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歸結點就在於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以及共同的發展和繁榮。離開這個歸結點就不可能正確理解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也不可能正確執行這一政策。這一點，是周恩來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極重要內容，我們對此不可有絲毫忽略。

　　真心誠意幫助少數民族，促進中華民族共同繁榮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實行，從政治上保証了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實現，然而，由歷史原因和自然狀況造成的生產力的落后，使得大多數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在經濟和文化上與漢族和漢族聚居區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漢族幫助少數民族，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由此，幫助少數民族加快發展，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也是周恩來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構成。他多次指出：“我們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如果讓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這就是不平等，這就是錯誤。”30

　　漢族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優勢地位和繁榮發展的共同目標，使得漢族幫助少數民族成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必要環節。周恩來不止一次地說：漢族應該更多地幫助少數民族。“在我們的國家裡，各個民族不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比較先進的、居於多數地位的民族有責任幫助比較落后的居於少數地位的民族，使大家一起進步，共同發展。”31兄弟民族地區的開發勞力少，技術條件不夠，沒有漢族的幫助，不可能單獨發展，等等。正是在周恩來和黨和國家的大力倡導、領導組織和政策協調下，幾十年來漢族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少數民族地區當今的進步離開了漢族的支援是決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幫助從來都是相互的。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少數民族需要漢族的幫助，漢族的發展也離不開少數民族。周恩來也多次講到：“人們都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其實漢族是‘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區是‘地大物博’，各佔一條。所以，我們各民族必須互相合作，互相幫助，才能發展。而且，漢族應該更多地幫助少數民族。”32

　　漢族幫助少數民族和各民族互相幫助都是為了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社會主義時期是民族繁榮的時期。但如何實現各民族的繁榮，周恩來當時即已提出了改革的問題，“隻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榮。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３３當然，５０年代民族地區的改革主要是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和今天的改革有所不同。但今天的改革是昨天改革的繼續和深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建設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工作中心，我國的民族問題更多地表現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迫切要求加快經濟文化建設的問題上。昨天的改革主要在於打破和改造舊的生產關系，解放少數民族中被壓迫的勞動階級﹔而今天的改革則是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更快發展，努力縮小和先進地區的差距。雖然性質有所不同，但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目標是相同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因此，周恩來以改革促發展、促繁榮的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④、⑦、⑧、⑨、⑩、11、14、１５《周恩來政論選》上冊，第３１２頁、第３０６頁、第 １５８頁、第３１１—３１２頁、第３１０頁、第２２７頁、第 ３０６頁、第３１８頁、第３１８頁。

　　②、③《周恩來傳》上，第１０頁、第６３頁。

　　⑤《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６２頁。

　　⑥、１２《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３２３頁、第３２１—３２３頁。

　　１３《周恩來政論選》下冊，第６９０—６９２頁。

　　16、17、１８、19、20、２１、22、23、24、２５、27、28、29、30、32、33《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３６２頁、第３３６頁、第３６３頁、第３４１頁、第３３７頁、第１９１頁、第３３８頁、第３３５頁、第１９２頁、第３６４—３６６頁、第３６９—３７５頁、第３７７頁、第１９４頁、第３８３頁、第３０８頁、第３８４頁。

　　26、31《民族工作的成就和任務》第１９３頁、第３０８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