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

　　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前期，我國經歷了一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特定歷史階段。關於這一時期黨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的認識演變，學術界作過許多探討，且多集中於研究毛澤東、劉少奇的有關論述，或比較他們觀點的異同。對周恩來在這方面的思想和實踐則研究較少。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實踐中，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對於何時以及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提出一些重要觀點和獨特見解，為豐富中國共產黨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和實踐也作出了不應忽視的貢獻。

　　一、“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

　　在開始籌建新中國時，黨對全國勝利以后何時和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還不可能說得很清晰，只是大體上有個輪廓性設想。這就是毛澤東在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說：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准備，一，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是幫助我們發展經濟﹔二，中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三，“我們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①。這第三點，是向社會主義過渡整個構想的關鍵。根據上述基本思路，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建國大憲章《共同綱領》中，突出體現新中國經濟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照顧四面八方，即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以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個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

　　建國伊始，全黨能否高度一致、切實有效地貫徹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對於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至關重要。當時，黨內一些干部對黨在目前階段的綱領缺乏了解，從而在經濟恢復工作中主張排擠私人資本，採取一些過分限制和打擊私營工商業的做法，黨中央及時作了糾正。針對黨內存在的急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傾向，周恩來有個著名的提法，他說：“這說明一些同志對新民主主義缺乏切實的認識，不相信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②這裡所說的不是一般地執行共同綱領，而是“要將《共同綱領》一條一條不折不扣地加以實現”③。它重在警醒黨內同志，不要在條件不成熟時去做超越現階段的事﹔同時也包含另一層意思：既然共同綱領規定的政策，已在實際上保証我們國家和社會穩步走向社會主義，因而不折不扣地實現共同綱領，就是實實在在地為實現社會主義作准備，二者是辯証統一的。這個話周恩來講得非常透徹。

　　要徹底實現建國綱領，必須首先明確黨在目前階段的中心任務。周恩來強調說：“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基本勝利后，我們的中心工作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實現社會主義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不是現在的政策”﹔“在今天，隻有鞏固與發展新民主主義，才能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④。這個看法，與劉少奇主張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是一致的。這表明，周恩來在把握兩個革命的階段性，即保持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相對穩定性，以及兩個革命之間的承繼性，即把努力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作為黨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相銜接的重要契合點方面，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

　　周恩來認為：“私人資本的問題，在我們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是必須解決的”。他指出，在公私關系上，應該以公為主，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它的領導能夠保証中國走向社會主義﹔而在整個工業中佔一半的私人資本企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們容許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存在，但是要引導它不走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在勞資關系上，要採取保護勞動的政策，而對於資方也要給予適當的利潤，總之，“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而不能脫離這個基礎來談“保護勞動和限制資本”。周恩來強調做好政府工作，決定於處理好新中國經濟中的各種關系，特別是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這樣，“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使我們的國家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⑤

　　概括地說，在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周恩來對待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思想態度有三：一是正確闡明我們同資產階級有團結還要有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而今天的團結，又是為了明天實現社會主義。二是強調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僅不會妨礙我們創造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而且能夠“幫助國營經濟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⑥。三是准確把握“不經過新民主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精義，在領導實踐中身體力行，真正不折不扣地貫徹《共同綱領》規定的大政方針，並著力糾正實際工作中產生的思想混亂，為繁榮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進而作好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准備，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即過渡時期

　　１９５２年６月，毛澤東根據國內三大敵人殘余勢力已基本肅清的情況，重申：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此時，“三反”、“五反”運動正在緊張進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內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顯得尤其突出。鑒於情況發生了變化，周恩來對待資產階級問題的側重點較前有所不同。６月１９日，周恩來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的講話。這個講話的中心就是：“隻有明確為社會主義而奮斗，我們才能恰當地解決資產階級問題”⑦。

　　在這個基本原則下，周恩來獨立地闡述了這樣的觀點，即國內主要矛盾的轉變，不應使我們在資產階級兩面性問題上“發生搖擺”。資產階級現在仍然有兩面性。這種兩面性，當然首先要講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質，尤其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必須明確地把它的本質揭露出來，把資本家的“五毒”去掉，同時，又要承認資產階級還有積極的進步的一面，我們還要盡量地利用它的積極性進步性。從經濟上來說，今天我們的國營經濟還不能完全代替它，這就一定要發揮它的積極性。

　　周恩來接著指出，對於資產階級分子，應該“用改造的方法來解決”。“所謂改造，在經濟上，就是要使他們的經濟發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們有利可圖，有適當的發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並使他們在政治上受到影響﹔在文化上，要對他們加強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們的思想，以至改造他們的家庭。改造的結果，就會使他們走上《共同綱領》規定的軌道。”⑧

　　周恩來上述關於資產階級兩面性的透徹見解，不但對於實現“五反”斗爭的目的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特別是在政治運動期間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黨對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對於“五反”運動中有些資本家要求主動“獻廠”問題，周恩來認為這是一種“丟包袱”的消極態度，不僅做不到，而且會發生大的偏差。至於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他認為“總的來說，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轉變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⑨。在這裡，周恩來於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所說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設想，較李維漢１９５３年５月向黨中央提交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查報告，大約早７個月時間。此外，１９５２年８月周恩來率代表團訪問蘇聯，在送交斯大林的一份報告提綱中，也闡述了對私人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在國家手中的方針政策。這表明，周恩來是我們黨內較早認識到可以通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之一。

　　１９５２年９月至１９５３年６月，毛澤東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各項條件趨於成熟的情況，醞釀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１０年到１５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置身於這一重大的戰略轉折之中，認真考察過渡時期的特點，思索七屆二中全會以來實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與新的總任務之間的延續性和契合點，就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其實施作了許多論述和闡釋，其中有不少獨到的觀點和見解。

　　１９５３年９月８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第４９次常委擴大會上作題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講話。他首先論証了我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採取溫和的逐步過渡辦法的主客觀歷史條件，認為現在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國際國內形勢都是有利的﹔提出過渡時期的問題，也是適時的。但必須承認還有困難，我國經濟、文化的落后狀況會使經濟建設發生困難﹔五種經濟要使其能夠均衡發展，並在新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關系非常復雜。不估計到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周恩來指出：“一方面，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⑩

　　其次，周恩來分析了目前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還是一種逐步過渡中的改造，即使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就工商業的利潤分配來看，是“四馬分肥”，資本家還有一份﹔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紅﹔手工業合作社也是如此。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納入總路線的軌道，逐步引導到社會主義。因此，不要把“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誤會為“馬上實行社會主義”。

　　關於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周恩來著重說明這並不就是將私人企業收歸國家所有，國家資本主義從高級到低級形式多種多樣，“目前各種形式都要有，一般可以維持原來的形式，不要急於改變”。國家資本主義“只是有限制的資本主義，還需繼續改造和提高”。逐步提高的內容很多，如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進行生產改革和增加生產等。對於企圖自由發展的私人企業，“限制也不困難，國家的辦法很多，比如他要壟斷，國家就可以多開個同類的廠。當然，如果不居奇、不壟斷，國家就應該允許他們獲得一定的利潤。”11概括地說，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這就是“中國型的國家資本主義”12。在這個過程中，既使私營工商業的消極面受到限制，同時又充分利用了它為國家提供產品，積累資金，訓練干部，以及繁榮經濟，活躍市場，幫助國營經濟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等積極作用。

　　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敏感問題就是要不要有新民主主義政策的延續性。１９５３年２月周恩來、鄧小平在起草政協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時，曾用過“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提法，毛澤東對此作了刪除13，並在提出總路線時，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還說繼續搞新民主主義“就要犯右傾的錯誤”。這實際上否定了繼續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經慎重考慮，確信在過渡時期仍須保持新民主主義政策的延續性。對此，他在９月１１日政協常委擴大會的總結中作了這樣的表述：過渡時期我國的國家制度，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和社會主義制度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四個階級建立人民民主專政，一直到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集中地說，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14

　　應該說，過渡時期總路線把“一化三改”的任務明確提到全黨面前，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的，但毛澤東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又批判了“繼續搞新民主主義”的思想，這意味著他實際上把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劃入了“搞資本主義”的范疇。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對他自己所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一個重大改變。周恩來是長於見微知著的人，在發生上述重大改變的前提下，他仍將過渡時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並稱，顯然有其內在的含義，意即揭示全面開始社會主義改造與建國以來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應割裂開來。換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並非毛澤東后來所說是“資本主義民主秩序”或“發展資本主義”15。周恩來解釋說，經過幾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在絕對數字上公私（經濟）都增加了”，“國營（經濟）增加得更多”，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水平在提高，“這個趨勢就說明了我國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１６。 “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即過渡時期”論點的提出，旨在維護建國以來經實踐証明是正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不致發生斷裂。周恩來努力說明過渡時期和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一樣，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增長、直至佔優勢的時期。在公私經濟此長彼消的長過程中，既要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又要使多種經濟成分能夠均衡發展，不會是也不可能是國營經濟“一枝獨秀”。過渡時期的這一特點，決定了要繼續保持《共同綱領》以來新民主主義政策上的延續性，而不應使其脫節或中斷。在周恩來看來，“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１７。基於這個特點，過渡時期的經濟關系是復雜的。如周恩來的分析：在各種經濟成分中，國營經濟不謀私利，隻謀公利﹔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而私人資本主義還要謀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問題上一律對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所以又要一視同仁。也就是說，工人不論在國營企業或私營企業，工作都是光榮的。資本家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不投機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務也是光榮的。“這樣兩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實行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公私兼顧，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資兩利了。”18換句話說，在過渡時期的經濟運行中，仍需認真執行《共同綱領》規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在處理對私營企業的關系上，仍要體現“有所不同、一視同仁”的原則，沒有理由因為全面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工作，而廢棄以往有利於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一套新民主主義政策和辦法。周恩來的這一思想，當時在黨內應該說是很有創見的。

　　直到１９５５年１１月社會主義改造掀起高潮時，周恩來在中央召開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會議上的講話，仍繼續重申充分利用私人資本主義這部分生產力的觀點，並作了更為透徹的闡發。他說，我們要逐步地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並消滅資產階級，“但是現在我們還應該利用它積極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這個階級被消滅為止”﹔“同時也要限制它消極的方面。積極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極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於對它的改造。我們要把它的積極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極的一面加以消滅，將這個階級的分子改造成為國家工作人員或工人”——“我看這是合乎辯証唯物主義的”19。歷史表明，周恩來所堅持的，的確是徹底的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

　　總之，周恩來著眼於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與過渡時期的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工作中，注重悉心把握新民主主義政策的延續性，這與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后，黨內一般不再提或很少提新民主主義的情況相對照，確是一種獨特的認識視角和尊重現實的態度。在把握總路線的中心內容，即實行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相互關系上，周恩來強調說：“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20，進而明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過渡時期總任務中的主體地位。周恩來圍繞過渡時期總路線所作的上述多方面的論述，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理應成為黨在領導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主流認識。

　　三、“兩個過渡”和“兩個設想”

　　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由於農業合作化指導思想上急躁情緒的影響，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偏離了穩步前進的軌道，走向超常發展。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強力推動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加速進行，許多大中城市紛紛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強勁勢頭，欲在推動工業化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一再擴大和加快，這給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帶來了隱憂。

　　在“人心思快”的大趨勢下，周恩來以他一貫謹慎、客觀的態度，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在全國展開的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對幾十萬分散的中、小型工商業戶，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隻能首先在法律上批准公私合營。在合營以后，還有清產核資，經濟改組、企業改造、生產安排和人事安排等一系列工作要去認真進行和完成。在進行這些工作中，必須十分注意不要輕易改變原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辦法，必須善於保存原有經營方法中一切好的經驗，作為歷史遺產加以繼承和發揚。對於數量極大、分布極廣的小商店，應該繼續實行代銷和拿手續費的辦法，把代銷作為公私合營的一種形式。對於那些肩挑小販，不要急於改變他們的經營方式，這種方便人民、受人民歡迎的經營方式應該在長時期內保留下來。

　　周恩來強調：“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基本目的是為了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它的最終表現是生產的發展和提高。因此，在實行合營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保証生產和營業的正常進行，絕不允許在生產和經營上發生混亂現象，造成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損失。”21他提請各級干部注意，對於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２２。為此，周恩來與陳雲等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國務院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等項文件，著力糾正合營工作中改變過快、合並過多過大等偏差，使因盲目合並改組造成工商業和手工業方面產、供、銷脫節等不利於生產經營的情況，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然而，隨著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迅速到來，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適當地擴大和加快。１９５５年底，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了高指標的《農業十七條》遠景規劃，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以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戰略為推動力量，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黨內一片急躁冒進的情緒下，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指標一再被加碼，使建國以來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積極穩妥進行經濟建設的局面受到嚴重沖擊。直接擔負實施經濟建設計劃主要領導責任的周恩來，一方面處在被動跟進狀態，一方面深切地感到：當務之急，在於防止冒進。

　　為了避免因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而導致工業建設速度盲目超前和加快，周恩來頗費躊躇，提出了“兩個過渡”和“兩個設想”的觀點。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他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第１７次常委會議的講話中提出：過渡時期有“兩個過渡”：一個過渡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再一個過渡是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兩個過渡合起來，就成為國家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周恩來分析說，社會主義改造這個過渡，將在３年內基本上可以完成，比我們過去設想的，當然是大大地提前了。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可以有兩種設想：一種是工業化可以提早完成﹔另一種是在規模和速度上能夠擴大和加快，但不等於提前完成工業化。周恩來明確指出：“我們不要隨便提出提前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可能還需要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謹慎一點好，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把握。”23

　　要求擴大和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在反對右傾保守的指導思想下提出的。周恩來則強調隻可以“設想”擴大和加快，但不可提前實現工業化，這在當時的形勢下，顯然要冒“右傾保守”的風險。但經濟建設中潛在的危機，激揚了周恩來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他在許多場合大聲疾呼：我們“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范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24﹔“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２５總之，凡涉及工業化時限問題，周恩來皆態度鮮明，絕不言提前。他甘冒被指責為“右傾”、“促退”的風險，與陳雲等同志執著地在經濟建設上“反冒進”，其思想基礎即在於此。

　　關於過渡時期有“兩個過渡”的思想，是周恩來在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黨內又產生提前實現工業化傾向的特定形勢下提出的。在黨內，這個思想也是周恩來所獨有的。它反映了周恩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比較而言，１９５３年周恩來曾按照當時黨中央領導層對社會主義的共識，專門闡釋了“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講道：“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265這與毛澤東強調總路線的實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客觀地講，這裡隻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方面，而忽略了“社會主義就是社會化大生產”這一更本質內涵。經過幾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工業化建設的實踐，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即如上所述：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只是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一個方面的過渡，而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方面的過渡尚未完成，還需從客觀條件和現實可能出發，積極穩妥地進行。鑒於我國經濟十分落后、生產社會化程度很低等基本國情，第二個過渡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絕不能隨意提前。

　　與上述看法相適應，周恩來認為：“為了慎重起見，我們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２７“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２８周恩來進一步指出：“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這值得考慮，因為要完全進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會主義就要消滅剝削和貧困，照列寧說的還要消滅愚昧，還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現在國家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２９

　　在全國上下熱火朝天“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周恩來保持了對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的清醒態度，還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他主張宣布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要非常慎重，是很難得的。它反映了黨內一些領導人已經看到，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言，我國最初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物質基礎是很薄弱的，而要為社會主義建立起比較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還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盡管這個估計今天看來還只是初步的，但它包含了黨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可貴的思想內核。這與我們黨經過長期艱辛探索而逐漸形成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整個認識鏈條上是有淵源的。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見《黨的文獻》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７頁。

　　②、⑥、⑨、11、 14、 16、 17、 19、 20《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１６９頁、第１６７頁、第２３８頁、第２５６—２５７頁、第２５５頁、第２５５頁、第２５３頁、第２６４—２６６頁、第２５４頁。

　　③、④、２３、２７、29《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４８頁、第４２—４３頁、第 ５４４頁、第 ５４４頁、第 ５４４頁。

　　⑤、⑦、⑧、⑩、12、 18、 22、 25、 26、 28《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２頁、第９６頁、第１００頁、第１１６頁、第１１５頁、第１１７頁、第１９０頁、第１９０頁、第 １０５頁、第 １９０—１９１頁。

　　13《黨的文獻》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15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新區土改后接著搞合作化，群眾沒有習慣於“新民主主義秩序”——實際資本主義民主秩序，發展資本主義。見《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５０頁。

　　21《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央卷（下），第１０３２頁。

　　24《新華半月刊》１９５６年第５期，第１９１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