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

　　隨著周恩來研究的深入發展，特別是由於從《周恩來選集》到各種周恩來專題文集的編輯出版以及《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的問世，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周恩來不僅是一位活躍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領導第一線的偉大實踐家、國務活動家，而且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過杰出貢獻的偉大思想家、理論家。他的理論才華的顯露，貫穿於他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的始終，而且表現在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各個方面。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既是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主要參與者，又是各項建設事業的主要組織者、指揮者。實踐的需求推動他不斷地去進行理論上的思考，而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杰出的理論才華又使他能夠不斷地做出思想理論上的貢獻。周恩來的理論思考，從總體上說，是中央領導集體理論探索的組成部分，是在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觀點的框架下進行的，但也有許多獨到之處。他對黨的許多重要思想理論觀點的形成和闡發，或具首創之功，或更加全面系統，或更為切合實際。

　　本文試圖圍繞建國初期黨的基本建國思想問題，對周恩來所進行的思考做些粗淺考察，以作為整體研究周恩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理論貢獻的一些片斷。

　　新中國開國之初：“隻有鞏固與開展新民主主義，才能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

　　在中國，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首先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是黨中央早就提出的問題。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創立之時毛澤東即指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①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新民主主義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②即是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僅革命要分為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而且民主革命勝利后，社會性質的變革也要分為兩步，首先建設新民主主義，然后過渡到社會主義。當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時，經過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央政治局會議、１９４９年３月七屆二中全會以及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制定，使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一立國思想更加明確起來。

　　但是，建國之初，黨內黨外仍有不少人對這個問題存有糊涂觀念或疑慮。周恩來曾說，毛主席訪蘇回來，到處碰到問“到底什麼時候搞社會主義？”可見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了。③當時許多資本家對發展生產持觀望態度，大量資金被轉移到香港，原因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搞社會主義。在黨內，則存在一種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情緒。這種情緒在１９５０年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突出地表現出來。一份發言記錄上記載著發言者這樣的主張：“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現在對私營企業的經濟政策“是‘利用、限制、排擠’”。“國營經濟是無限制地發展”。“大資本家要停工，我們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有這種思想情緒的人，當然不隻這位發言者一個。無論是資本家的疑慮和觀望，還是黨內急於消滅資本主義的思想情緒，都不利於新中國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也不利於新生的人民政權的鞏固。

　　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黨內“左”傾情緒的存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２日，即上述發言記錄稿打印的當天，周恩來就指示“即送主席”，並附信給毛澤東、劉少奇，認為“這是一篇錯誤而混亂的意見”，而“具有這種混亂思想的不隻他一人”。毛澤東很快寫了批語，闡明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要“採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到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公私營工商業“應當劃分陣地，即劃分經營范圍”、國營經濟“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等重要觀點。接著，周恩來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和會后不久，多次發表講話，從理論和政策上闡述中國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和如何正確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

　　周恩來把問題提到社會發展必然規律的高度來認識。他指出：“實現社會主義是要有一定條件的。”“勉強是無論如何不行的。社會主義是依社會發展必然的規律實現的。”④什麼“必然的規律”呢？就是“不經過新民主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⑤因為：要把整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加以改組，這是不容易的﹔要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總要經過十年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今天不是資本主義太多，必須利用私人資本來發展生產。⑥總之，“在今天隻有鞏固與開展新民主主義，才能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⑦“今天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新民主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決不可能躐等而進”。⑧正因為如此，周恩來進一步指出：“今天我們中心的問題，不是什麼推翻資產階級，而是如何同他們合作。”“同資產階級有團結還要有斗爭，但以團結為主。而今天的團結，又是為了明天實現社會主義。”⑨

　　那末，到底怎樣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呢？周恩來比其他中央領導人更加重視不折不扣地實施《共同綱領》的作用。他說：“我們團結的基礎在於偉大的《共同綱領》，我們的美滿前途是社會主義。隻要將《共同綱領》一條一條不折不扣地加以實施，中國必然會由新民主主義穩步地走向社會主義。”⑩他批評有些人急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想法，是“對新民主主義缺乏切實的認識，不相信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１１

　　周恩來從社會發展規律的角度對“鞏固與開展新民主主義”必要性的闡述，同一年后劉少奇提出的區分黨的現在將來最后三步奮斗目標、現在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１２，陳雲指出的“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不是跳過而必須走過目前的階段——新民主主義階段”13等觀點一樣，都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發揮。這在建國初期，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廓清糊涂觀念，打消一些人的疑慮，動員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全國人民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強調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新中國臨時根本大法——《共同綱領》觀點的正確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后：“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共同綱領的進一步明確化

　　誠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所說：“我們黨在立國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是真心實意的。14四這一點在周恩來的言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除上面引述的材料外，還可指出如下事實：１９５２年８月11日，周恩來主持完成《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該文在估計目前中國國內情況時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安定”，今后的任務就是進行“長期建設”，“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１０月２５日，周恩來在同工商界代表的談話中重申：“毛主席的方針是穩步前進，三年恢復，十年、二十年發展。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可能要十年、二十年”。15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２０次會議上他還說：“我們現在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還是要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辦事”。16 ２月４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一屆四次會議的報告中，他號召“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並向著社會主義前進而奮斗”產這些事實表明，在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完成之時，周恩來的主張仍然是搞新民主主義建設，而新民主主義建設本身又是在向社會主義穩步前進。

　　但這時，毛澤東已在著重考慮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４日，即周恩來訪蘇歸來當天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１０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18隨后，經過半年多時間的醞釀，１９５３年 ６月，毛澤東正式提出以逐步實現“一化三改”為目標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標志著黨的建國思想、特別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設想的首先集中力量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以創造過渡條件、然后再採取重大的社會主義步驟這樣兩個階段，這時合並為一個階段——過渡時期，原來要“很遠的將來”完成的任務，這時規定從現在起“逐步實現”。毛澤東在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時，還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一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３種觀點提出批評，說這些都是“右傾表現”、“錯誤觀點”。尤其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如果說在１９５２年９月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新設想后，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周恩來還在主張“建設新民主主義”（因為他認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就是在一步步地走向社會主義）的話，那末，當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毛澤東批評了有人“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之后，周恩來便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一樣，把思想轉變到毛澤東的新的認識軌道上來，並擔負起宣傳解釋總路線、用總路線精神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的任務。但我們從周恩來宣傳解釋總路線的大量講話中，仍可看到他的許多獨到的見解。

　　第一，給“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屬性以更明確的界定。

　　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中，“新民主主義”既指一種革命的類型，也指一種社會制度。就革命類型而言，是指發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基本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又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有明確闡釋。就社會制度而言，其基本屬性問題，卻有一個認識過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稱革命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為“新資本主義”。他說：“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１９解放戰爭后期，由於城市的逐漸佔領和沒收官僚資本被列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毛澤東在論述新中國經濟性質問題時，否定了“新資本主義”的提法，而稱新民主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的經濟體系”。20當時劉少奇的看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它有社會主義成分，也有資本主義成分。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２１

　　在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周恩來重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屬性問題。他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一次關於總路線的發言中說：新民主主義在兩種社會制度上，是屬於資本主義，還是屬於社會主義呢？我在全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報告共同綱領的時候就講了，這個制度不完全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完全同於社會主義制度，但它是“屬於社會主義范疇的”，因為它政權上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經濟上的領導成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22在同月２９日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更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制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外的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它是“從屬於社會主義體系的”。23后來，經毛澤東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採納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屬於社會主義體系”的提法。24

　　認為建國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從屬於社會主義體系”，或說“屬於社會主義范疇”，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也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它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問題明確規定下來了。盡管建國之初黨中央把搞新民主主義和採取重大社會主義步驟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和運行趨勢看，它確實屬於社會主義的范疇和體系。這種提法有助於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問題，也為我們今天重新研究新民主主義社會，給它以恰當的歷史定位，提供了一種啟示。事實表明，建國初期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社會主義成分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也可以說是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准備階段而存在的社會。

　　第二，把“過渡時期”與“新民主主義時期”統一起來，強調“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共同綱領”的一致性。

　　當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后，隨即有人提出“過渡時期”與過去常講的“新民主主義時期”或“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關系問題。對此，周恩來在前面提到的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的發言中是這樣回答的：“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我國便進入一個過渡時期”。“整個的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而這也正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闡述，是新形勢下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性問題上已有認識的進一步發揮。他沒有用“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概念來排斥“新民主主義時期”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提法，而是把兩者統一起來了。

　　與此相關聯，過渡時期總路線與作為“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的《共同綱領》25的關系，也是必須回答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周恩來強調了兩者的一致性。他幾次做報告，通過具體的對比分析指出：《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與我們現在所明確起來的、在過渡時期基本要完成的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是一致的”。26所以，“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共同綱領的路線，現在更把它明確起來。”２７這裡涉及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問題。按照周恩來的解釋就是：《共同綱領》雖然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綱領，沒有明確寫上社會主義的目標，但它的有關規定就是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到１９５２年，“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國際國內條件同建國之時都有了重大變化﹔而“毛主席指導工作有一個原則，當一個任務完成了的時候，就要趕快提出新的任務，以免鬆懈下來”。28所以就把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較《共同綱領》更加明確、具體地提了出來。

　　周恩來的上述解釋是否准確和完整地說明了“過渡時期”與“新民主主義時期”、“過渡時期總路線”與“共同綱領”之間的關系，顯然需做進一步研究。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周恩來力圖說明黨的理論和政策的連貫性。

　　第三，既反對右傾保守，也反對“左”傾冒進。

　　這是周恩來一貫的思想和做法。毛澤東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時，也要求“反‘左’反右，逐步過渡”，但實際上，此后幾年，為了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快步前進，他始終側重於反右。周恩來則比較側重於反“左”。這可以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８日周恩來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為例。這個報告比較多地講到了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問題。按照三個半月前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判幾種錯誤觀點的精神，周恩來對“我們過去常用的”幾個口號，也進行了批評，即：“走向社會主義”﹔“保護私人財產”、“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確立社會秩序”。指出“這些都是右的錯誤”。它們“或者是一些邏輯上的錯誤，或者是過去對的，現在就不對了”﹔或者“在法律上可以這樣說”，但“不能把話說得太死”，變成“確保”、“根本不變”﹔或者單從法律觀點上說：“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秩序，這是需要的”，但對包括社會制度在內的整個社會秩序來講，就不能說“那樣的確立不變”，因為事實是“天天在變著”。不難看出，這裡所做的批判，無論對幾個口號的概括，還是批判的角度及尖銳程度，都同毛澤東的批判有所不同。報告以更重的分量批判了“另外一種錯誤，就是‘左傾’急進”，指出這種傾向是企圖“一下把全中國變成社會主義”，“那只是空想”。他還以東歐國家在農業集體化和發展重工業問題上曾犯過“冒進的錯誤”、現在不得不以新方針糾正過去的舊方針為戒，認為我們“更應穩步前進”。這次報告之前，周恩來還曾在政務院會議上指出：“我們既反對保守思想，也反對急躁情緒。在農村工作中，我們主要的是反對急躁。”２９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是繼建國初和建國前討論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之后，中共中央理論探索中的又一重要關節。如何闡釋新的觀點，說明新觀點與已有觀點的關系，是黨面對的重大理論課題。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基本觀點，對總路線提出的原因、內容和實施步驟等做了充分的闡述。在這過程中，他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同以往建設新民主主義思想關系的解釋，強調兩者的一致性。他側重於反對急躁冒進，主張穩步前進，一開始就為全黨敲起了警鐘。這些都帶有明顯的特點。當然，當時全黨認識上的局限，如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並追求單一公有制等，周恩來同樣是難以避免的。

　　三大改造即將基本完成之時：“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

　　對毛澤東關於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估計，即所說“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周恩來做了靈活的解釋。他在１９５３年９月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這句話很活，十年，就是兩個五年計劃﹔十五年，就是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長的時間，就是四個五年計劃。為什麼說這樣活呢？因為現在各種條件還不具備。”“就是說，這個時間並不是很長，遙遙無期，但也不是很快。”他還風趣地講道：“在座的多數同志大概都可以看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就很難說了。”他這時對過渡時期的估計，同此前對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估計是一致的，認為時間要比較長。直到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掀起后的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中旬，周恩來仍然認為社會主義改造需要“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３０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並以此為中心做好八大准備工作的意見。１２月 ５日，劉少奇在各省市負責人座談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31當時，周恩來也贊同了毛澤東的主張，並主動檢查旦承認政府各項工作都存在著“保守”傾向，說“客觀的可能超過於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努力落后於客觀的需要”。32認為目前是“兩翼”推動“主體”，“一五”期間，不僅經過三大改造可以基本上“進入到社會主義的門檻”，而且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可能“提前完成”。３３ １２月下旬，根據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形勢，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進一步提出：要在１９５６年一年內基本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１９５９年或１９６０年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同時要提早完成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擴大和加快工業化及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同時，毛澤東還號召要“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34１９５６年１月中下旬，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相繼宣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面對熱火朝天大辦社會主義的形勢，周恩來又進行了冷靜的思考。現在就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是否恰當？社會主義工業化能否提早實現？思考的結果是做了否定的回答（按：上面提到的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一文，也沒有提“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關於“提早工業化”問題的思考，我們從１９５６年１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起草工作中，可以看到如下過程：該報告的初稿、修改稿和１月１４日的正式報告稿，都有“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提法。１月１４日以后至１月３０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之前，對報告稿再次進行修改，其中重要的改動之一，就是周恩來把“提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一段，改為“提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超額完成國家工業發展計劃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周恩來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０日向全國政協委員會二屆二次會議所作的報告，也有同樣的修改過程。改前稿：“有可能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正式報告稿：“有可能超額完成我國過渡時期的工業發展計劃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為什麼做這樣的改動？為什麼不能提“提早完成工業化”？周恩來連續在政協常委會、政協全國委員會、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作出解釋。大要為：工業化比三大改造困難得多，更需要時間與知識。３５工業化是指工業產值佔到工農業總產值的７０％，而隨著農業生產的提高，產值的擴大，工業化所要求的工業產值也要增多。經過計算，１２年后可能還達不到７０％。所以周恩來認為，還是“謹慎一點為好”，隻能按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所說，擴大規模，加快速度，而“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36

　　與工業化問題相聯系，周恩來也不贊成“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的提法，他講到“兩個過渡”的問題，一個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當時進展情況，預計再有三年可以基本完成，“但並不是完全完成了”，“農業、手工業，特別是農業，要在三年內變成全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私營工商業合營后要完成各種改造，也須經過一個時期。另一個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周恩來估計，有可能還需要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剝削，還要消滅貧窮、愚昧，而我國剝削還沒有消滅、貧窮還根本沒有消滅，這時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就會給人一種錯覺：“原來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所以，周恩來認為：“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提法，“不怎麼准確”，現在“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３７

　　周恩來的這些思考和論述，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反對冒進。用工業化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又用一定的產值比例作為論定工業化的標准，這是當時考慮問題的方法和角度，同后來的認識相比，無疑帶有它的局限性（時過不久，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所作的報告中，即已改變用工農業產值百分比來說明工業化的認識，而把工業化的“主要要求”解釋為“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我們從周恩來當時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的求實精神。他再三強調要“冷靜算一算”，要“慎重考慮”，遠景計劃和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要“防止頭腦發熱”。也正是本著這種精神，周恩來在１９５６年堅持不懈地反對了經濟建設中的冒進傾向，並在反冒進中提出了既積極又穩妥可靠、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強調過渡時期要完成“兩個過渡”，這本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時題中應有之義。但不久對總路線的解釋，卻隻側重於所有制的改造。毛澤東曾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３８周恩來在解釋什麼叫社會主義時也說：“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39在所有制改造即將基本完成之時，周恩來重新強調“兩個過渡”，表明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已由主要看所有制的改造，發展為綜合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以上所述幾點，都是在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中，周恩來理論思考的情況。三次歷史關頭，三次比較集中的理論思索。第一次，維護並更深刻地闡發了黨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第二次，在充分闡述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為代表的新的過渡理論的同時，力圖使新觀點與已有的認識相銜接﹔第三次，冷靜估計實現工業化的難度，堅持過渡時期還是長一點好。這些當然已成為歷史，但又是歷史所不應忘記的，因為這是重要的史實，並能給人以啟示。

　　從１９５６年起，黨中央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正式邁開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步伐。周恩來的探索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探索一起，構成了新時期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源頭。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 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２卷，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７２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３卷，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６０頁。

　　③、⑥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第二次報告記錄。

　　④、⑤、⑨、11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１６９和１６８頁、第１７８頁、第１６９和１６７頁、第１６９頁。

　　⑦ １９５０年５月 ２２日對中央直屬機關工作人員講話記錄。

　　⑧、⑩ １９５０年６月 １６日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記錄。

　　12《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６２頁。

　　13《新華月報》，１９５１年７月號。

　　14、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３１頁、第 ２１３頁。

　　15、 29、 30《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２２頁、第１３１頁、第２２６頁。

　　16《黨的文獻》，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17 這個報告的過程稿中曾有“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 的提法，毛澤東閱改時，先在“我國”下面加上“以社會主義成分為領導”的限制語，后又一同刪除。

　　19《毛澤東文集》第３卷，第１１０頁。

　　20《毛澤東文集》第５卷，第１４１頁。

　　21《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４７頁。

　　22 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４９次常務委員會議（擴大）上關於總路線的總結發言記錄。

　　23《目前形勢和過渡時期總路線》報告記錄。

　　24 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４冊，第６９７頁。

　　25《共同綱領》制定過程中，在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之前，就稱作《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周恩來１９５２年６月 ３０日在政協學委會報告會上說：“共同綱領是毛主席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它是毛澤東思想具體化的一部分。” 26 １９５３年 ９月 １７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２７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27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３日在第二次文代會上政治報告提綱手稿。

　　28、 3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０６頁、第１０５頁。

　　31 參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３４７頁﹔《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一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２４頁。

　　32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在中央座談會上講話記錄。

　　33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８日在北京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２０周年和“一二·一”運動１０周年大會上的講演。

　　34、 38《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２２４頁、第１１９頁。

　　35 見《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 ５４３頁。

　　36 １９５６年２月 ８日在國務院第２４次全體會議討論私營工商業改造問題時的發言﹔２月 ６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１７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37 １９５６年２月 ６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１７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