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這樣說經濟工作：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少年時代就決心“為了中華之崛起”而奮斗終生的周恩來，不僅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以其赫赫功勛彪炳史冊﹔他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奠基者和開拓者，在我國現代化歷史豐碑上鐫刻著他光輝的業績。

　　一

　　中國近代在經濟文化諸方面落后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歷史事實和由此陷入的悲慘境地，決定了盡快實現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是歷史提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務。

　　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核心主要成員之一，在其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和實踐中，始終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整個經濟建設的核心和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思想和目標，是周恩來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和靈魂。

　　在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以后，從１９５３年起，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式啟動。周恩來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在１９５４年９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非常鄭重和明確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在我國“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任務。周恩來認為，“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①基於這種對我國歷史發展基本趨勢的把握，周恩來以后多次強調這一任務和目標，不斷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必須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直到十年動亂中，周恩來已經身患重病時，在１９７５年１月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還重申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向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分兩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計劃，號召全國人民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②充分顯示了他對這一基本目標的執著和堅定。

　　周恩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我們經濟建設的總體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是有著他的深刻的理論依據和認識依據的。首先，他把握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宗旨，即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切活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周恩來明確指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③其次，他深刻認識和把握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反映和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④從根本上講，周恩來從中國歷史的發展及其與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關系這個宏大的視野，深刻地洞察和認清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基本歷史趨勢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主題，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時代賦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歷史使命，是擺脫落后境地、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要求和需要。周恩來指出：“現在世界上各方面的事業都在飛躍發展，我們要迎頭趕上，就要著重研究現代的問題”，“要一代勝過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貢獻。”⑤他認為，中國隻有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立足於世界”，才能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周恩來不僅堅定而明確地提出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總體目標，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根據我國的國情指明了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要求和推進這一基本歷史任務的戰略步驟。周恩來提出，我們實現工業現代化的具體要求，“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即“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制造機器，不僅能夠制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制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制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但是，應該指出，基本上完整並不是說一切都完全自足。”⑥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要求是，“實事求是，循序前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要有雄心壯志，盡快趕上世界先進水平。”⑦同時，他還從四個現代化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系統出發，強調指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后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８

　　對於我國推進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和戰略步驟，周恩來指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１５年時間，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⑨從實際的發展進程來看，雖然存在著“文化大革命”那種必然會阻礙現代化進程的非正常的動亂因素，但第一步目標還是基本上實現了。第二步目標要求和實際進程不可能完全吻合，其中有“文化大革命”那種政治上的因素的影響，也有對國情和現代化的客觀標准和內涵認識不足的地方。這種情況是任何一個政黨和領導者都難以完全避免的。實踐証明，對我國實現現代化這一基本歷史任務認識得深刻與否、堅定與否，是檢驗一個領導者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把握得如何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周恩來作為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首倡者，並始終堅定不移地為之奮斗、付出了畢生精力的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的奠基者和開拓者，雖然他的認識還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而且也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很好地付諸實施，但其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

　　二

　　中國的現代化不是通過資本主義途徑實現的現代化，中國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工業化完成和現代化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前提下的社會主義。這個現實同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有著很大的差異。怎樣認識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怎樣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就成為一個非常深刻的具有很大難度的歷史性課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我國社會的性質和未來走向問題，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和將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實際上已經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問題擺到人們面前。基於對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生產力高度和物質基礎的認識，周恩來不僅嚴格區分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限，而且認為將來向社會主義轉化，也應該有客觀物質基礎的依據。對於我國必須經歷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而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原因，周恩來認為，“實現社會主義要有一定條件的”，其中包括，落后的經濟變為先進的經濟，工業化相當高了，人民覺悟提高了，還有國內外情況等等。如果條件不成熟，就急於轉變到社會主義，“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是落后的，要實現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還需要動員各方面的力量。要發揮資產階級的積極性，讓它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使我們的經濟能更快地發展。”１０

　　總之，他認為進入社會主義，要轉變得很自然，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水到渠成”。既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過早地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群眾的覺悟水平，急躁地把將來的前途當作今天就要實行的政策。不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經濟改造，都應當穩步前進。

　　后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踐中，針對當時一些不同的見解，周恩來堅持從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兩個方面來認識和判斷社會主義，他一方面提出要全面認識過渡時期的目標，指出社會主義最基本標志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所以，僅僅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過渡時期目標和任務是不完全的。同時他又指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國家工業化是經濟改造的關鍵。因此，“過渡時期的中心內容，就是實行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11至於過渡時期的長短，則取決於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這些任務“基本上實現了，過渡時期就算結束了”。１２

　　正是由於周恩來對創造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物質基礎的重視，所以他對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時出現的那種隻講社會主義改造而忽視國家工業化的傾向是不贊同的。他在 １９５４年 ９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我們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而這裡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13

　　當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針對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就完結了的想法，進一步從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角度提出了兩個過渡的思想。他指出：過渡時期是兩個過渡，一個是三大改造，一個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第一個過渡比我們過去設想的時間是大大的提前了，但在逐步實現工業化過程中，過渡時期還不能算走完。他說，要使工業在工農業產值中的比重佔到７０％以上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隨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口號，“我們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這可以督促我們更快的努力使工業生產發展的規模更大，速度更快。”14他針對一種認為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說法，更為嚴格地指出：“也可以這樣說，不過不怎麼樣准確。因為有兩種過渡嘛！”他認為，完全進入就得建成社會主義，而建成社會主義就要消滅剝削和貧困，還要消滅愚昧。“不然，會給人們一種錯覺，以為我們現在已進入社會主義了，我們什麼都是社會主義了，原來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就是說，這會降低社會主義的標准，就會對社會主義產生誤解。他還指出：“真正要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如此。”15

　　可以看出，周恩來與那種脫離生產力的發展、片面地注重生產關系變革的傾向不同，認為要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只是要實現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且還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他認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從整個階級意義上來說，已經不存在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過渡時期並沒有完，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隻有再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消滅了剝削，消滅了貧困和愚昧，才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注重生產力發展程度和社會物質基礎，把社會主義區分為未建成的不完全的社會主義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可以說是后來鄧小平和我們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淵源和雛形。

　　五十年代中、后期，周恩來等同志針對當時急於求成的傾向，提出反冒進的意見，受到批判。接著，在“左”傾錯誤思想影響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遭受嚴重挫折。周恩來在總結這些實踐經驗中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更加堅定了要依據生產力發展水平來實現生產關系變革的思想，更加明確了生產力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艱巨性。１９６１年，他在同一位外賓談話時指出：“我們把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系而言，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現在中國很窮，很落后，離富強的要求還很遠，需要幾十年才能趕上去。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有利於生產關系的改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１９６２年１月，周恩來對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報告草稿，提出應該“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４月，他又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我們過去有一段時間設想得太容易一點，以為經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我們的社會不是屬於全民所有制就是屬於集體所有制，好像社會主義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僅農村，城市都得進入人民公社，把街道裡弄都改造過來，成員都改造過來。而且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很快地就能從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這些想法是不恰當的。”16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改造要隨著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才能相應地完成。如果說我們中國實現現代化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那麼，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長時間，然后才能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進。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想法，認識社會主義改造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１７

　　在片面注重生產關系變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脫離了現實條件的“左”的傾向影響很深的情況下，周恩來卻注重從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的這一基本點出發，來認識現實社會主義的存在條件、成熟程度和未來發展問題。從這裡，我們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后來鄧小平和我們黨強調的生產力標准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胚芽嗎？

　　三

　　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他對“實事求是”有精辟的見解。認為，“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話雖簡單，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而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一定要“認識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18，就一定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１９。可以說，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務實精神是周恩來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礎，是他領導我國經濟建設的指導原則，這一思想和原則貫穿在大至對社會主義發展速度和發展程度的認識，小到每一項具體的經濟工作當中。

　　在對社會主義的建設速度方面，他認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此，我們“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20當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等問題上出現一些忽視客觀經濟規律、操之過急的設想時，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他指出，“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21。他再三指出計劃要符合實際，不要光熱火朝天，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認為，反對右傾保守當然是重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有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

　　在制定、實施經濟計劃方面，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實事求是。他指出，我們的經濟計劃，不管是“遠景計劃”，還是“年度計劃”，都必須切實可行，不能冒進，特別要注意“積極穩妥”“綜合平衡”。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另一方面，“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22

　　在經濟建設的各項具體工作當中，在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上，周恩來也反復強調要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他提出，進行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時，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總的原則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改錯誤”。他認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就要反對經濟建設上的浮夸作用，反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反對弄虛作假的思想作風。

　　四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總是在一定的制度和體制框架中運行的，選擇何種經濟體制作為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是一個關系到它的運行績效乃至成敗的問題。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曾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體制典范，在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也不能例外。這一模式的形成和運行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成效，但后來被証明是效益低下的。但是認識和擺脫這種模式的影響並最終校正這種體制，是要經歷一個歷史過程的。當我國開始創建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具體運行體制的時候，雖然“學習蘇聯”是當時唯一的選擇，但我國領導人較早地就提出要對蘇聯經驗採取分析的態度，要結合中國的情況來學習。當這種高度集中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在初期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而開始逐漸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時，一向堅持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周恩來對這些弊端就有所覺察，開始思考和探討如何改進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很重要很有遠見的思想。

　　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周恩來看到，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和基本完成以后，在人們的思想中和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種追求所有制和經濟組織“一大二公”的傾向，他就開始制止和糾正這一傾向。１９５６年，針對全國一些地區忽視農業技術條件和干部管理水平盲目地把小社並為大社的傾向，他指示農業部派人實地調查。當年８月他在會見外國的一個農業代表團時說：在我們國家“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趨向，因此造成一些強迫命令”。他認為，在沒有實現機械化以前，合作社“太大了不好搞”，“原來就是小社，不要再讓他們組成大社”了。他懷疑有些大社是否搞得好，主張還應“搞些個體生產”，因為我國農民有“人力奮力耕作時代的個體耕作習慣，同時合作社增產不能很快，所以搞些個體生產，對改善農民的生活是有利的。”“從工業方面來說，小型工廠固然有它的缺點，但是它們在生產經營方面比較機動靈活，容易適應多樣的、經常變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經營合理並且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小型工廠，都應該保存下來，不應該草率地加以合並或者取消。”手工業合作組織一般也“不宜過分集中”，應該“使大社、小社、小組同時存在”，“以便於直接為居民服務，時時便於吸收家庭輔助勞動參加生產”。２３

　　在所有制結構方面，他針對當時存在的一味求純的傾向，提出要允許一定數量的私有、個體經濟的存在。１９５ ７年 ４月，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所有制結構上暴露出來的問題，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以開辦煤礦為引子，明確地提出了各行各業都“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的構想。他說：“大煤礦國家辦，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開……搞個辦法，把過去的規定改一下，這樣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大概工農商學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些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24在工業方面，有些手工業，“可以讓他們自產自銷，不必勉強組織起來”﹔在商業領域，要“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在一定范圍內，“實行產品的自產自銷”﹔“在城市居民區或者廣大農村中，都應該保持相當數量的小商小販，採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代銷、甚至完全自購自銷等等方式，更好地為居民服務”25﹔在農村，“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２６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於所有制形式和結構的思想是對當時正在滋長的“一大二公三純”傾向的一種大膽的糾正。

　　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方面，周恩來很早就認識到原有分配體制中存在的平均主義弊端。他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平均主義，同時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懸殊。１９５６年３月，周恩來指出，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傾向等問題“尖銳地突出了來”，“現在非解決不可”了，“要求我們來一個全面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平均主義是一種鼓勵落后、阻礙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同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毫無共同之處，平均主義妨害職工學習技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積極性，對於發展經濟建設很有害，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平均主義。”27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相適應的原則是按勞取酬”﹔“對於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國家所付給他們的報酬還應該有一定的差別。取消這種差別，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提高業務、技術水平都是不利的”28基於這種認識，周恩來提出和領導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新的獎金制度、升級制度，並逐步擴大了先進定額標准的計件工資制的范圍。改進后的工資等級制度“對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規定了比較明顯的差別”。並且“適當地擴大了低等級工人與高等級工人工資標准的差距”。對高級知識分子“規定了較高的工資標准”，對知識分子中“有重要貢獻的規定了加發特定津貼的制度”。他特別強調，“應該根據按勞取酬的原則，適當地調整知識分子的工資，使他們所得的工資多少同他們對於國家所作的貢獻大小相適應。”29

　　在主要反對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義的時候，周恩來也提出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注意社會公平的問題。他認為，在社會分配問題上既“不能發展平均主義”，又要保証不能隻讓“城市中一部分人，乃至城市中也是極少數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造成懸殊太大。高級工資不要跟低級工資相差的倍數太多。這是我們工資中應該注意的”。30

　　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周恩來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正確處理中央集權與地方、企業擁有一定自主權的問題。周恩來很早就看出了受“斯大林模式”影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存在的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看到了傳統體制中這一問題對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他指出：“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能光靠集權”，31“中央集權的政府，權太多了，很容易養成官僚主義”。32認為蘇聯近２０年由於“過分集權於中央，進一步集權於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比應有的少了”。33基於這種認識，他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實行分權的思想。他認為，分權問題主要不在於現有的企業究竟是歸中央還是歸地方管理的問題，“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權”，“地方除了有黨權、政權（就是行政權）以外，還要有人權、財權。”34除分權給地方外，還“必須給每一個生產單位以一定的自治權力”，“給它一定的機動范圍”，使企業的“經營積極性不受阻礙”。３５

　　周恩來很客觀地認識到，在改革中探索一個比較完善的經濟管理體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各種改進后的體制還要“在執行中不斷改進。實行一個時期，又要有改進，要不斷改進。”這實際上是要在認識和實踐相互作用的長過程中來探索適合現實的經濟管理體制。因此，他在領導和推行分權改革的時候，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穩妥求實的原則，他提出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統一計劃，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而具體實施的范圍和進程則是“全面改進，逐步實現”。３６“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急躁冒進，也不要右傾保守，要逐步實現，不要求一步登天。”３７

　　五

　　作為一個后發趕越型的以現代化為發展目標的國家，能否認識現代化的實質，能否認准和抓住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基本動力，是我國實現強國富民這一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非常關鍵的問題。

　　周恩來作為一位受過現代西方工業文明熏陶、有很高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型的國家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顯示出非常突出的思想特色和非凡洞察力。他深刻認識到科學技術是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基本推動力量，一貫強調科學技術在實現現代化中的關鍵作用。要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這是他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中最突出的一個特色。在我們剛剛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１９５６年，他就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他還從我國科技現狀出發，提出了發展科技事業的宏大任務，他說：“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上也要低得多，這是同我國六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需要很不相稱的。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裡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戰斗任務。”３８在１９６３年初，他又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要正確認識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意義。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３９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要求盡快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首先，是由於他從本質上抓住了現代化的本質和核心，認識到了科學技術在實現現代化中的極其關鍵的作用。他指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隻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40才能推動整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其次，是由於他敏銳地洞悉了現代科技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趨勢及其在進一步推動現代化方面的作用。他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裡地突飛猛進，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科學技術日益向生產的各個方面滲透，這實際上又拉大了我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地腳踏實地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認真學習國外的先進科技成果，在科學技術方面利用后發優勢，“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我們不應該跟在別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樣，我們將永遠落在后面。”

　　基於這樣的認識，周恩來從我國實際出發，對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戰略性的安排，奠定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他在領導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針對初期存在盲目性和缺乏長遠打算的情況，提出要“作出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有系統地利用蘇聯科學的最新成果，盡可能迅速地趕上蘇聯水平。”４１在他的主持下，１９５６年我國制定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按照規劃要求，除基礎理論一項外，各項任務均在１９６２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礎上，周恩來又主持制定了《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技發展十年規劃》。在整個科技事業的發展中，他還極富遠見地提出要擺正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關系，指出“為了有系統地提高我國科學水平，還必須打破近視的傾向，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分配的力量應該保持適當的比例，並且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廢。”４２ １９７２年他又提出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我國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衛星能上天，原子彈能爆炸成功，是與周恩來對科技事業的重視和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正是基干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周恩來對我國的教育事業同樣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他一貫強調教育事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他認為，掌握科學技術的各類人才是建設社會主義、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培養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掌握科學技術的各類人才的教育事業，是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具有直接和長遠影響的一項最重要的事業。５０年代中期周恩來即指出：“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進行國家建設和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就必須努力培養建設人才”，“為國家培養各項建設人才，首先是工業技術人才和科學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43１９６３年，當他更明確更完整地提出實現“四化”的戰略目標時，又強調指出教育不僅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基礎，同時也是整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

　　周恩來在對整個教育事業如何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全面、深入、具體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礎上，從我國實際出發，提出了教育事業發展的戰略方針，對我國的教育方針、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等問題都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他的這些思想和實踐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基礎，促進了這一重要事業的發展。

　　六

　　在錯綜復雜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怎樣認識和處理依靠自己力量和爭取外援的關系，怎樣認識和對待與世界各國的關系，也是一個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問題。

　　周恩來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目標出發，明確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既要立足於自力更生，又要積極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思想和方針，較早地提出了採取開放態度、向外國學習的問題。建國初期，周恩來就提出，國家建設要以國內力量為主，“生產建設上要有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４４１９５６年他向黨的八大所作經濟工作報告中指出，那種認為經濟建設可以依賴外國援助，不要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想法是錯誤的﹔而“另一種關起門來建設的想法也是錯誤的”。他指出，“由於各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的力量日益強大，國際局勢日益趨於和緩，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系，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錯誤的。”45１９６４年，周恩來在向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基本立腳點。”“國際合作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同時，“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４６

　　然而，對外關系，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它不僅取決於自己的願望和所確定的方針政策，而且還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制約。我國要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爭得比較好的外部環境，爭得盡量多的與外國經濟技術交流的機會，獲得對外開放和向外國學習的條件，就必須依據世界政治基本格局的現實，確立一個既有利於我們發展需要又符合世界上多數國家願望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奠定我國對外關系的基礎。周恩來作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戰略活動家，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新型國家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准則。這五項原則同和平共處的目標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規定了相互對等的約束條件，兼顧了當事各方的利益，從而為世界各國實行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原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作為戰后國際關系中強權政治、冷戰對恃的對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願望，成為國際關系中普遍承認的基本原則。這樣，就為我國奠定了為了自身的經濟建設而積極主動地實行了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基礎，獲得了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向外國學習的基本條件。

　　在這樣的基礎上，周恩來提出了“和平經濟政策”的概念，主張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往來和合作。他提出，發展經濟“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國際合作”，“自立更生建設獨立經濟並不排除和拒絕平等貿易、互通有無、技術進口、相互援助”，“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更需要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設備。”他還特別強調，“我們應該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優點”，包括“資本主義生產上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他認為“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４７

　　周恩來作為奠定了我國對外開放基礎的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戰略眼光的卓越領導人，一直同當時在對外關系上存在的那種“左”的錯誤傾向和思想進行著堅決的斗爭。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１９７３年經濟計劃時，曾批評和指出了當時的一種錯誤思想和做法。他說，有的出國考察代表團考察回來，也不敢講外國人的長處，好像一講就給我們臉上抹黑。要他去考察，就是要把人家的長處學回來，不然，出去干什麼？周恩來明確指出，對於外國的長處，就是要學習。不敢說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說我們自己的短處，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他曾經嚴厲地指出：“極左的做法，說得好，是空想﹔說得不好，就是破壞。”令人遺憾的是，在“左”傾錯誤的影響和當時特定的國際政治關系下，周恩來這些關於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和實行對外開放的思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和我們黨確立的對外開放戰略和政策中，終於得到了實現和進一步的發展。

　　當我們回顧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回顧周恩來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光輝業績時，不能不使我們深深感到，要找到一條符合國情、符合客觀規律和符合我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要找到一條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和我國實際結合起來的中國現代化之路，具有多麼大的難度，同時，又是具有多麼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輔佐毛澤東領導國家建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作用和影響是決定性的。周恩來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在執行毛澤東的基本決策中，在許多方面都有發揮和創造﹔在有些方面，有些時候，又有所補充和校正﹔所有這些，都有著他的思想特色。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探索者和先驅者之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12、 13、 15、 16、 17、 19、 20、 21、 22、 27、 29、 39、 40、 41、 42、 44、 45、 46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３２頁、第４７９頁、第１３２頁、第１５９頁、第２３２頁、第４１２頁、第４１２頁、第４７９頁、第１０５頁、第１４４頁、第１９１頁、第３９５頁、第３９６頁、第３５０頁、第１９０—１９１頁、第１９０頁、第２１８－２１９頁、第１４３頁、第１７２頁、第４１２頁、第１８２頁、第１８３頁、第１８３頁、第１０頁、第２２６頁、第４４０—４４１頁。

　　⑤、11《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４４７頁、第２５４頁。

　　⑩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１９５０年 ４月 １３日。

　　14 １９５６年２月 ６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黨委會第１７次會議上的講話。

　　18 轉引自《周恩來的思維藝術》第３０３頁。

　　23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報告》。

　　24 １９５７年４月 ６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25、 28《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

　　26《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典》。

　　30 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４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

　　31、 33、 34、 37 １９５６年６月 ２３日，周恩來在國務院體制會議上的講話。

　　32、 35 １９５６年５月 ３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的報告。

　　36 １９５６年６月 ３０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的發言要點。

　　38、 47《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２３３頁、第２５６頁。

　　43《周恩來教育文選》第１４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