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指導我以工人運動為突破口沖出重圍走向世界

　　早在上世紀40年代，恩來同志就為開辟中國解放區人民與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航道，作出了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又為廣泛開展人民外交付出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我曾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從事過人民外交活動，對他在這方面的遠見卓識體會尤深。

　　從參加世界工聯會議這個突破口沖出重圍走向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獨立的運動風起雲涌。工人運動作為人民運動的中堅，生氣勃勃地走在斗爭前列。在斗爭中國際工人運動實現聯合走向統一的條件日趨成熟起來。

　　1945年2月在倫敦舉行了世界職工大會。大會同意建立世界職工聯盟作為世界工人運動的統一組織。同年9月底10月初，在巴黎舉行了第二屆世界職工大會，正式成立了世界職工聯盟，簡稱世界工聯。1946年 6月 22日至27日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世界工聯要求工聯副主席兼執行理事朱學范和候補執行委員兼理事鄧發兩人參加。當時，鄧發同志已不幸遇難，朱學范向周恩來同志提出，由候補理事劉寧一和他一道赴會。

　　4月中旬，我由延安到了重慶。當天晚上，恩來同志親自向我交代了任務，跟我作了一次詳談。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人民的力量增強了，帝國主義力量衰弱了。世界工聯是蘇聯工會和英、美工會，以及其他進步的、中間的、保守的工會的統一組織。我們解放區工會的代表參加世界工聯的活動，就可以通過這些工會同各國工人群眾建立聯系。現在的世界形勢對進步力量有利，這是總的趨勢。但是，不可避免的還要有尖銳復雜的斗爭，甚至還會有曲折。帝國主義、蔣介石反動派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目前中原的戰斗、東北的內戰不是很清楚嗎！事實說明，仍有全面大打的危險。我們不僅要把這個危險告訴全國人民，還要告訴全 的人民。要讓世界人民了解我黨要求和平、民主與獨立的願望和我們的政治主張，譴責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挑動內戰。屠殺人民，堅持獨裁專制的罪惡行徑，從而取得各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廣泛同情和支援。

　　恩來同志指出，雖然我們有解放區、駐各地的辦事處，還有電台和報紙，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和包圍，使我們得到的消息很少，世界各國人民也不夠了解我們解放區的情況。因此，我們要從參加國際工人運動這個突破口沖出去，沖出重圍和封鎖，到國外去，與各國人民建立聯系，把我們的消息傳出去，宣傳解放區、揭露國民黨，與各國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前進。

　　恩來同志還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國際工作是復雜的，要由淺入深、由少到多地積累這方面的知識，要堅持長期的學習和鑽研。在這方面，我們原有的人少資料也少，要作很大的努力啊！為了中國工人運動與世界工人運動的聯合和統一，為了將來我們掌握政權時開展外交活動，必須在這方面努力。最后，他指示我，一面辦理出國手續，一面盡量了解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和有關國際活動的知識。

　　聽了恩來同志這番話，我覺得眼前隱隱地展現出一條道路，正待我努力學習，向前奮進。為了使我早日成行，恩來同志親自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交涉，為我辦理出國護照。他還特地給在新疆的張治中寫了封信，情求關照，以防國民黨特務在途中搗亂。另外，他又給我寫了一封証明信，証明我是中共黨員，以便我出國后與各國共產黨接洽。

　　我和朱學范到達莫斯科那天，恰好是會議的最后一天。由於我們的到達，會議延期一天聽取我們的發言。我代表解放區工會，作了《反內戰、反獨裁、反賣國，要獨立、要和平、要民主》的發言，得到各國進步朋友的支持。

　　按照原定計劃，參加這次會議后我即赴歐洲各國。但是，由於遇到一些具體困難，一時還無法到歐洲其他國家去，我隻好暫時返回國內另作打算。

　　1946年7月下旬我回到了上海。恰巧，恩來同志也從南京到了上海。我在汽車裡向恩來同志作了匯報。他聽過匯報后指示我，先留在上海，一面在“周公館”裡作組織工作，一面繼續爭取“勞協”，促進中國工人運動的統一，同時尋找機會再作出國的努力。

　　這一年深秋，我給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發了封電報，反映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工人的情況，並表示希望到巴黎當面談談中國工運情況。賽揚很快回電表示歡迎。我把這情況報告恩來同志，他很高興，囑我爭取同朱學范一道從香港出國。離滬前，恩來同志一再叮嚀，到歐洲后，要依靠華僑以及中共黨的組織，與英法及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和工會組織建立廣泛的聯系，爭取留在那裡的時間越長越好。由於朱學范要留在香港一段時間，我於1947年初，隻身一人從香港去歐洲。

　　到巴黎以后，我遵照恩來同志的指示和囑咐，以巴黎為據點，與世界工聯總部保持聯系，與在法國的中共黨的支部、歐洲各國的工會組織和華僑組織保持聯系，與各國到巴黎的朋友們聯系，開展了大量的國際交往。先后到過法國、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

　　我在歐洲各國不僅廣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情況，讓各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國革命。同時，也把各國工人運動和人民革命的情況向國內作了多方面的介紹。1948年3月，恩來同志代中央起草了給我的電報指示，要我在世界工聯執委會和執行局的會議上，堅決反對馬歇爾計劃，邀請兄弟國家工會派代表出席我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並與其他一些國家的代表進行了廣泛的外交商談。

　　由於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接連不斷地取得輝煌的勝利，徹底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解放全中國已為時不遠了，中國工會的作用和影響與日俱增，使我們在這兩次會上成為世界工聯的主力之一。

　　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我們在國際上的活動也越來越廣泛和活躍。世界工聯、青聯、國際婦聯、學聯都陸續有了中國解放區的代表駐會工作。

　　恩來同志早在40年代就派我到歐洲，以解放區工會代表的身份參加國際工人運動，不僅在當時爭取各國人民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打破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封鎖，發揮了很大作用，而且，對於新中國建立后很快打開外交局面，以及后來與各國人民的團結和友好交往，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參加世界“和大”，在保衛和平的人民運動中廣交朋友

　　經歷過戰爭的人們，更懂得和平的可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制止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新的戰爭陰謀，各國人民紛紛行動起來通過各種方式呼吁和平，反對戰爭，一個規模空前的擁護和平、保衛和平的人民運動，席卷了整個世界。各國和平團體共同商定1949年4月在巴黎召開世界擁護和平大會。提議發出，各國人民熱烈響應，很快就都組成了各自的代表團或籌備機構。

　　1949年3月18日恩來同志在西柏坡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彭真、葉劍英並轉李維漢的電報，告訴他們中央決定響應倡議，組成代表團參加大會，並責成李維漢在北平先動員和組織社會人士、文化團體及文藝界、科學界推舉代表人物，准備組成代表團。同時恩來同志親自擬了一份供參考的名單。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由河北遷往北平的路上，恩來同志對我說：召開擁護和平的世界大會，是全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戰爭、愛好和平的偉大意志的體現，是以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為首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日益壯大的標志。我們派代表團參加大會，既表明我們願與世界各國人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又可以把中國人民的聲音帶到會上去，讓各國人民了解，目前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正是用實際行動制止戰爭、保衛和平，而且我們具有足以戰勝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會議期間，我們還可以廣泛開展人民外交，在爭取和平保衛和平的人民運動中廣交朋友。恩來同志通知我，到北平后立即與錢俊瑞、陳家康、蕭三一起著手進行具體籌備工作。

　　3月24日我國代表團正式組成，團長郭沫若，副團長劉寧一、馬寅初，秘書長錢俊瑞。團員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青年聯合會籌備會等十個團體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共40人。

　　3月27日下午3時，代表團在北京飯店集會，討論通過了代表團的任務與組織章程，然后請周恩來同志作臨別談話。

　　恩來同志指出：你們去參加的是一個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大會。會議期間，要以我們自己的光輝的斗爭經驗告訴各國人民，帝國主義制造的戰爭危險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侵略計劃都是可以粉碎的，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及其代理人國民黨反動集團是中國和平的障礙。現在，這個障礙已被我們戰勝了，它的殘余力量正在被我們肅清。我們國內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正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和賣國政策，要求獨立、民主與和平的斗爭。在中國，隻有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根除他們的戰爭政策，才能真正實現徹底和平。這將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和平的一大貢獻。因此，我們的解放戰爭與世界和平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到大會上要理直氣壯地宣傳這個道理。

　　恩來同志說，代表團裡有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象征了中國團結的力量，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保障。你們出國，是為了尋求用友，尋求團結與和平，尋求知識的。因此，大家要善於和各國人民廣交朋友。我們的代表們，在國際交往中，應當保持不卑不亢、謙虛謹慎的作風。大家在國外的言行代表幾億中國人民。因此要嚴肅，但不要拘謹，每個人的言行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體現出自己的代表性來。比如，教授要有教授的身份，宗教人士要講宗教界的問題，都要起到各自的作用。恩來同志這番囑托，使我們增強了完成任務的信心和力量，同時也感到自豪和光榮。

　　3月29日，我們帶著幾億中國人民擁護和平的美好願望和委托，踏上了去巴黎的旅途。到歐洲以后，由於法國政府以限制人數為借口拒發入境簽証，我們隻好停在布拉格，繼續交涉。因為會期已到，還有一些國家的代表團也被攔阻在布拉格，所以大會籌委會決定分兩處開會，即巴黎--布拉格大會。

　　1949年4月20日上午10時50分，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在巴黎文化廳和布拉格國民議會會場同時開幕。大會主席、世界著名科學家約裡奧一居裡在開幕詞中，特別向民主中國（指解放區）、自由西班牙、自由希臘、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們致敬，表達了對這些國家人民爭取和平民主斗爭的支持。

　　4月23日夜裡，我人民解放軍勝利解放了南京。消息傳到大會上，各國代表一片歡騰，熱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輝煌勝利，以致大會隻好臨時改變日程，讓大家盡情地歡慶。捷克人民上街游行慶祝中國人民的勝利。他們把中國代表抬起來，拋向空中，表達由衷的歡樂和喜悅。

　　會議期間，我們根據臨行前恩來同志談話的精神，向大會介紹了中國解放區政治、經濟與文化事業發展的情況和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運動情況，並表明，中國人民將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勝利，與世界人民共同奮斗，爭取持久和平。

　　5月4日大會勝利閉幕。5月25日郭沫若、馬寅初率領代表團由沈陽經天津回到北平。恩來同志親自率領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沈鈞儒等各界各人民團體領導人和人民群眾代表2000多人到車站迎接。當天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10萬人盛大集會，歡迎代表團凱旋。

　　當時，恩來同志正忙於籌備新政協，我隻好在由香山到市區的路上，坐在汽車裡向他匯報代表團在國外的情況。恩來同志詢問了代表們在國外的表現和健康狀況。然后他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人民力量的發展，是各國人民所關心的。看到中國的勝利，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會受到鼓舞，掀起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世界形勢的發展，有利於我們開展人民外交。現在我們通過和平運動，與各國人民廣泛交往，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做朋友，這就不僅突破了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包圍和封鎖，而且反過來對美帝形成了反包圍。美國想在外交上孤立我們，我們則在人民運動中孤立了他們。這就是我們開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義。同時，我們在人民外交中得到了鍛煉，增加知識，開闊眼界，看到了世界人民前進的步伐。

　　為了更好地開展人民外交，在恩來同志的直接關懷和部署下，此后不久，相繼成立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蘇友好協會、中日友協、中美友協、中印友協、對外文聯、國際貿易促進會、對外經濟援助委員會等社會團體。這些機構的設立，對於我們與一些尚未建交的國家之間開展多方面的民間交往，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而促進了國家之間外交關系的建立和發展。

　　在亞太和平會議和日本“八六”大會上向各國人民傳播和平與友誼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戰略地位和這個地區的國際關系構成狀況決定了它對於整個世界和平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以中國為主體，在北京召開一次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簡稱亞太和平會議。

　　中共中央認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不僅可以增進我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誼，進一步擴大新中國的影響，而且可以突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封鎖。當時，朝鮮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美帝陰謀對我國實行新月形的軍事包圍，直接威脅著我國。這時在我國召開這樣一次會議對於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決定盡力籌備開好這次會議，並指定由周恩來同志領導這項工作，由彭真同志出面主持會議。

　　為開好這次會議，恩來同志指示我們，會議可吸收亞洲、澳洲、美洲一些沒有與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的知名人士參加。作為和平運動是可以吸收他們來的。不能否認，會議代表中將會有左、中、右各派人物。請他們來，我們要相應地做些工作，要兵對兵、將對將，來什麼人就派出相應身份的人去做工作。因此，要多動員一些知名人士參加接待工作。后來遵照恩來這些指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同志帶頭，動員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士參加接待工作，如陳叔通、章伯鈞、章乃器、蔡廷銷等都參加了。對於會議的開法，恩來指示，要分成幾個步驟進行，先開好籌備會，多吸收一些有關國家的代表開好籌備會，同時請他們在本國組成籌備機構，廣泛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在此基礎上再開正式會議。

　　恩來同志還主持起草並親自修改了由宋慶齡、郭沫若等11人聯合署名的發起書。

　　6月3日，澳大利亞、緬甸、加拿大、錫蘭、智利、中國、印度、印尼、日本、朝鮮、墨西哥、美國、蘇聯、越南、馬來亞、蒙古、新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等19國代表在北京召開了籌備會議。會上對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提法問題展開了爭論。有的代表提出要把和平與民族獨立分開講。我們在會上，按照恩來同志的指示精神，耐心地做了說服工作，經過爭論，說服了對方。最后，通過了保衛世界和平、支援各國民族獨立運動、支援朝鮮民族民主解放戰爭的決議。會上決定當年9月召開大會。

　　為了迎接9月的大會，中央下了很大力氣從各方面進行認真的准備。

　　當時隻有北京飯店（舊樓）和六國飯店，接待各國代表的房間不夠。恩來同志指示，在金魚胡同蓋一座和平賓館，要求在兩個月內按期保証質量完工。為了准備大會用的會場，恩來同志親自制定了改造懷仁堂的方案，把原來僅能容納300多人的一個四合院改建成能容900人的大禮堂，並且安裝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4種語言同聲傳譯設備。大會需要工作人員，少奇同志召集青年團、組織部的負責同志開會，布置任務，要求全力保証會議的需要，提出要什麼人就得給什麼人。鄧小平告訴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同志，要千方百計保証會議需要的技術設備和物資。對於接待工作，恩來同志考慮得很細致，連宴會的座次、住宿的安排都親自過問。由於中央領導的重視，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10月2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

　　由於代表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又各持不同的政治觀點，會議難免出現曲折。討論中，相當一部分代表表現出和平主義思想，不區別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籠統地反對一切戰爭，對民族獨立運動和我國抗美援朝也有異議，想盡各種辦法降低會議的調子。我們把這種情況向恩來同志報告，他要我們發動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代表一道做好工作，努力擴大進步力量，克服和平主義影響。我們遵照這些指示進行了積極的工作，使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會議通過了《致聯合國書》、《告世界人民書》和關於朝鮮問題、日本問題、民族獨立運動以及經濟文化交流等問題的決議，成立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是宋慶齡，副主席有郭沫若和其他國家的10人，我是秘書長。

　　這次會議，是恩來同志領導的對亞太區域國家開展人民外交的一次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大規模行動。它使各國人民加深了對新中國的了解，擴大了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在北京市舉行的5萬人慶祝大會上，美國代表團副團長說：“美國代表團謹向使這次盛大會議能召開成功的人們表示感謝”，“中國人民大眾都是這樣的明智自信，這樣的堅強、文雅和有禮，這樣的健康、快樂，這樣的充滿希望而精神煥發。在短短的三年中間，整個民族的性格風度都產生了世界上從來未有的變化，這是新的事物，我們從來不敢夢想的事物”。印度尼西亞代表蘇洛多說：“這次會議的成功是因為有了現在這樣的北京，這是因為有了現在這樣的中國”。

　　新中國建立后20多年裡，中日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系。為了改變這種不利於兩國人民的局面，恩來同志以無產階級外交家的遠見卓識，領導我們對日本開展了長時間、多方面、多渠道的人民外交。1955年派我們參加“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1955年8月6日，由日本各政黨代表和團體籌備召開“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

　　恩來同志對這次會議很重視，認為是對日開展人民外交的好機會，而打開中日人民交往的渠道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在我們出發前，恩來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到日本以后，要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反對原子彈和氫彈的斗爭，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原子訛詐。我們要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在日本丟下的是原子彈，我們要帶去人民幣，救濟和慰問日本人民。當時日本經濟遭到戰爭的破壞，日本人民十分困難，雖然我們隻帶去10萬元人民幣，但影響是不小的。

　　恩來同志指出，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但是，戰爭的受害者不光是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也深受戰爭之害，原子彈爆炸給日本人民造成的災難就是証明。因此我們要把日本的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日本的反動政府相區別。兩國人民經過10年時間，都發生了變化。中國人民同情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表示友好。兩國人民都有友好往來的願望。所以，我們要與日本人民廣泛地交往，在保衛世界和平的人民運動中共同斗爭，發揮作用。

　　恩來同志還指出，要重視對日本開展人民外交，我們歡迎他們來參觀中國的建設，讓他們廣泛地了解新中國。我們也要多多和日本的人民接觸。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還有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和其他朝野各黨派、群眾團體和各界人士，都應該去接觸，建立廣泛的經常性的聯系。

　　到日本以后，我們遵照恩來同志的指示，與日本各界進行了廣泛地接觸，對日本人民反對原子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正義斗爭給予了巨大支持，在日本人民中間傳播了友誼。

　　恩來同志在50年代曾經說過，照國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團體來得更多，我們的團體也多去，把兩國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隻剩下兩國總理、外長簽字、喝香檳酒了。這段話，不僅是恩來同志對中日民間外交的評價，也充分表達了他對人民外交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

　　外交，它在歷史上曾是個高貴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著少數人的活動決定千千萬萬人的命運。然而，偉大的無產階級外交家周恩來，把外交與人民大眾結合起來，使外交走出少數外交官活動的狹小舞台，進入人民運動的廣闊天地，讓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與人民之間的外交活動相輔相成，從而使外交體現人民的意志。這正是周恩來外交思想和外交實踐的重要特色。它不僅在周恩來的全部外交實踐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留下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光輝篇章。

　　（鐔德山、劉春秀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