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回憶與周恩來參加“六大”遇險事件

　　1982年夏，我翻閱一本《往事回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書中有一段以《機智的周恩來》為題的文章，內容是描述1928年恩來同志和我在大連遇險事件。嗣后，我又看到過幾份資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並非當事人，都是別人對他們說的，內容並不完全。1980年《八小時以外》雜志登了一篇文章，與事實有很大出入，有些情節是作者推測的。總之，他們所寫的情節不很准確和完全。我是親身經歷了那次事件的兩個人之一。雖然恩來同志於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簡要地講過此事，但聽到的人並不多。現在，既然有幾個刊物先后發表過，我想將它的整個經過和真實的情況公諸於眾是必要的。

　　1928年，我們黨要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由於中國的環境不可能在國內召開，故決定在莫斯科舉行。參加黨的“六大”代表，將分批出發，經大連、哈爾濱這條路線赴蘇。

　　周恩來同志當選為代表，組織上決定我列席大會。我們是5月初乘日本輪船離開上海的。由於山東濟南“五三”慘案的發生（192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屠殺中國外交官員，打死打傷中國軍民數千人，制造了“濟南慘案”。因慘案發生於5月3日，故又稱“五三”慘案），我們特別重視事態的發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將上海的各種報紙買了一份，准備在船上翻閱。組織上安排我們坐頭等艙，這同我們當時的衣著和條件是不適合的。在船上的兩天很少更換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談。坐頭等艙的人，每餐都到餐廳去吃飯，當時有兩個人在就餐時總是注視我們。聽他們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們回想可能是當年在天津“五四”運動時認識我們的。

　　船過青島時，有短暫的停留，允許乘客上岸活動。我和恩來同志上岸進入市區吃了午飯，然后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這樣一來，可能引起日方偵探的注意，當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我們正准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麼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我們攜帶的箱子裡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裡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干什麼？答去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裡，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干什麼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恩來同志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恩來同志伸出手去說：你看我象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象當兵的手，然后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系列的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的一一作了回答。他們為什麼懷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時並沒有涉及到我，可我總覺得他一人去不好，當時我表示一同去，恩來大怒說：你不要去，你去干什麼？這時他告訴警廳負責人，讓他們幫我找旅館，並把我送到旅館先住下。於是我與恩來同志分開了。我住進旅館，等候恩來同志回來。他是凶是吉很難預測。當時，我的心情是著急、憂慮不安，如坐針氈，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還是沉著、鎮定，裝著泰然無事的樣子。大約兩小時后，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后，沒有說什麼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后，他低聲對我說，我們去接頭的証件在哪裡？要我立即燒毀。我馬上找出來到衛生間撕碎投入馬桶裡。后來，我們還是有說有笑的去樓下餐廳用餐。

　　恩來同志被盤問完了，他讓警察廳為我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后再轉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后，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后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后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裡，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嗅！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后，似乎沒有什麼人跟蹤我們了。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為什麼未直接去哈爾濱而繞道吉林呢？我們怕日本警察廳去查問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沒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驚擾了伯父。我們仍然沒有脫離侵華日本軍人和奉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隨時可能被捕。另一方面，當時的形勢，蔣介石佔領南京以后，繼續經山東奪取東北，咄咄逼進，使在華北、東北一帶奉系軍閥和日軍認為共產黨失敗了，主要對付國民黨，對我們有所放鬆，這對我們來講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痺。所以，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這是我第一次當了周家的媳婦啊。

　　我們從上海出發到達哈爾濱，一路上的險境，由於恩來同志的機智、鎮定、沉著，泰然無事的對付敵人的盤問，終於脫險了。可是，我們在哈爾濱接頭的証件已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系。幸運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發，在我們后面還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連數日都沒有接到，真是有點著急，但還是繼續去車站，最后還是等到了，經過同他的聯系，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系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六次大會。

　　我從沒想到會在57年后的今天，滿懷偷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連回憶這段往事。對此，我感到無比的欣幸。

　　1985年 8月1日於大連

　　（原載於1985年8月14日《人民日報》）

　　《不盡的思念》